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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四大权力掌控“定价权”命脉 2014年08月17日 12:57 来源：中国铁合金网 注：这篇文章很长，但的确是值得收藏的干货，我们强烈推荐，请耐心细读。如果需要深入了解，我们推荐苏珊·斯特兰奇教授的著作《国家与市场》。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大进口国和大宗商品在整个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最大购买者，对全球经济摆脱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巨大的购买力并未能帮助中国企业改变价格接受者的尴尬地位，中国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企业在交易价格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文章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以及生产、金融、知识和安全四个维度，对中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缺位”或“无力”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宗商品定价机制背后不仅是利润之争，更是定价权之争。而这种定价权实际上是以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为源泉的结构性权力的产物。正是由于西方大国及其背后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掌握了这种结构性权力，才使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失去了话语权。 本文来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作者：黄河 谢玮 任翔 大宗商品(Bulk Stock)主要指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大致包括三类：一是黄金、原油等金融属性强、避险保值功能强的商品；二是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工业品，如铜、铝、镍、锌、铅、锡等；三是农产品，如大豆、玉米、小麦、橡胶、糖、棉花等。一般可将大宗商品分为四个类别，即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大宗农产品及贵金属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许多大宗商品的重要消费国和最大进口国，在大宗商品的整个国际贸易领域成为最大的购买者，对于全球经济摆脱危机、走出阴霾贡献巨大。然而，巨大的购买力并没能帮助中国企业改变价格接受者的尴尬地位。中国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企业在交易价格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基本上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由于产地、期货投机市场、供方垄断和国际政治等原因，很多商品价格的实际涨幅大大超出了反映供求关系的合理范围，不但使中国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还导致中国基础原材料价格和中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削弱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1]罗伯特·基欧汉在其《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指出：“霸权稳定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应用，一个重要的含义是把霸权的概念界定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其中，四项资源非常重要：原料与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2]因此，研究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和争取国际定价权，已成为我们再也无法回避和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来看待的问题。 一、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及其演变 所谓商品定价机制，就是确定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交易价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主要有两种定价方式：一是对于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胶）来说，其价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二是对于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铁矿石）来说，其价格由市场上的主要买方和卖方每年达成交易。[3] 商品的定价机制与定价权紧密相关，其内容包括商品中潜在的或普遍认可的定价规则和贸易双方所确定的或参考的基准价格。[4]定价权是定价机制的核心。定价权是指企业对其产品价格制定拥有主动权，若改变产品定价不会对需求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且不影响销量。拥有定价权的公司或公司团体通常是行业龙头，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较强的技术垄断地位，全球同质产品较少，难以被其他产品替代，购买方存在较强的刚性需求，与全球定价中心交往密切，拥有交通和信息上的便利，可以及时掌握市场供需信息，因而能享受垄断定价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例如，全球四大粮商，即美国邦吉、美国ADM、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5]，通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它们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是包括大豆等大宗农作物的定价者。ADM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旗下有270多家各种各样的制造工厂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从事食品添加剂、营养补助品、食用油的生产和销售、粮食储备等相关行业。又如成立于1818年的邦吉，是巴西和阿根廷等国最大的肥料生产商。它一方面向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和咨询服务，一方面将农民的农产品收购、储存、加工并使之进人全球贸易体系之中。邦吉还推广农艺学，传播全球大农业趋势，不定期召开商务论坛，以增强自己的行业地位和市场话语权。[6]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近几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已难以仅用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以解释，而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特征。以石油期货价格为例，自2003年初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5年间，价格上涨了近5倍，达到每桶147美元。受金融危机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