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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地名翻译中的文化张力 　　摘 要： 人名和地名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符号，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深受时代背景、社会因素、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激荡着强烈的文化张力。人名、地名的不同翻译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解读文化内涵。 　　关键词： 文化 人名 地名 《飘》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经济全球化，在文化张力的牵引下，跨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文化相互渗透和交流。人名和地名是社会文化的符号，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但是，中华民族人口众多，港澳台问题复杂，人名、地名翻译的统一规范化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周巧琴提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更加涉及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协商。”她以《红楼梦》为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杨绛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人名英译进行分析，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实现文化交流。李娜提出：“在一些特殊语境下，人名地名翻译还需要考虑其内涵和隐含意义，依据美学和语用等值效果进行翻译。”这为文化张力的释放进一步提出了理据。 　　二、从时代背景角度历时分析翻译差异 　　米切尔?玛格丽特的Gone with the Wind成书于1936年。20世纪40年代，傅东华首次将这本小说引介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人们普遍同意文学要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特别重视团结人民，抵御外辱；反之，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鼓励作家描写正面反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章。以此时代背景为衬托，Gone with the Wind虽然存在消极革命的嫌疑，但这部小说舒缓了人们在战时的紧张情绪，在中国开始流传开来。傅东华将小说中的人名、地名翻译为中国式的名称，与当时的中国文化紧密相连。 　　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人们对异质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尊重，他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和翻译外国作品。 　　陈良廷译的《乱世佳人》鉴于读者接受能力的增强和读者的新的期待，采用了大量异化翻译策略。他不仅翻译了傅译本中删除的部分，还保留了美国原汁原味的表达方式，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原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愿。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陈良廷和傅东华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迫使陈良廷更多地考虑读者的口味和教育背景。 　　受当时文化张力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普通百姓的接受水平，傅东华将小说中的人名、地名翻译成顺口易记的中国化名字。他依照中国传统的取名方式，分别将主人公们命名为“郝思嘉，卫希礼，韩媚兰”等。“郝”，中国的姓氏之一，谐音“好”；“思”，思考，动脑筋；“嘉”代表善、美、欢乐和幸福，寄寓了译者对郝思嘉的祝福。在小说中卫希礼是一个十分热爱南方的人，“卫”指保护，防护；“希”代表希望，盼望，暗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礼”，有礼节，十分符合卫希礼的卫道士形象，与角色设定不谋而合。韩媚兰是一个善良而宽容的人，“韩”，谐音“涵”，寓意包容、包含。在中国，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蕙质兰心”比喻女子心地纯洁，品质高雅，十分符合韩媚兰的性格特点。 　　傅东华对一些次要人物名字的翻译也颇含中国气息。他将Jeems和Pork分别译为“阿金”和“阿宝”。《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阿”加于某些人的姓、名、小名、排行前用作称呼，往往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阿”也能暗示尊卑关系，如《三国志士别三日》中的“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阿金是汤家双胞胎兄弟的跟班，而阿宝则是郝思嘉家里的管家。陈良廷所处的年代，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已增强，他将Scarlett O’Hara译为“斯佳丽?奥哈拉”，将Melanie Hamilton译为“玫兰妮?汉密尔顿”，这样的名字一眼就能看出是西方人的名字，同时从名字中能看出人物的形象特征。 　　傅东华将很多地名翻译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陀，硅，屯，坡”，如“饿狼陀，落迦硅，曹氏屯，钟氏坡”。这样的翻译具有很强的中国气息，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会让读者有亲切感。在中国，“屯”是建有一圈防御性围墙的寨子，后来演变为村落，多指较小的村庄。北京的“三里屯”，因距城三里而得名；沈阳的“皇姑屯”，由皇姑坟改名而来。“坡”指倾斜的地方，如“马嵬坡，长坂坡”。“陀”有山冈的意思，如北京的“将军陀”。陈良廷翻译的地名则比较西方化了，多为音译，如“亚特兰大，洛夫乔伊，查尔斯顿”。 　　三、从文化的角度共时分析人名及地名的内涵 　　胡笑瑛认为：“姓名不仅是代表特定社会成员的符号，更是一种文化载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姓名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命名要尊重相应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讲，一个人物的名字通常传达着某种文化信息。”文化张力源自于“尊重文化传统”的需要。 　　小说中的人物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