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曾国藩的人格修养与救国理想.docVIP

梁启超和曾国藩的人格修养与救国理想 　　摘 要：基于梁启超和曾国藩生活的时空并不曾交叠，而且两人留于后世的形象又大相径庭，因此，他们之间的微妙联系常常被忽略。本文尝试从梁启超的叙述脉络中寻找曾国藩给予他的启示和影响。论述重心着眼于曾国藩从人格修养扩及救国理想的关怀对于梁启超的启发。 　　关键词：梁启超；曾国藩；人格修养；救国理想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1} 　　1916年，当梁启超在为他所辑录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写序时，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他对曾国藩的崇敬之情。在这篇序文中，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指出，曾国藩并不是天生有过人的才智，甚至可以说在同辈群中甚为“钝拙”，然而却是这样一个才华并不出众的朴拙人物，“铢积寸累”地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功绩。梁启超在引用《左传》中“三不朽”的说法来褒奖曾国藩的同时，显现他亦认可曾国藩一生的成就，首先是“立德”，然后依次为“立功”和“立言”。这其实也昭示了梁启超把曾国藩的品德修为标举为值得学习的指标。然而，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曾国藩“立志”“自拔于流俗”的志气。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并因此成就了他人生中三不朽的功绩。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品德修为并不仅仅是一种独善其身的修身理论，而是可以扩大和延伸至救国救民的广度与深度。即便孟子以及王阳明等古人的学说在体系上更为完整，梁启超却明确指出：“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2}可见，梁启超清楚地意识到，在追慕遥远的古代先贤之外，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眼前、触手可及的楷模，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政治际遇与修身之学 　　曾国藩和梁启超皆非出身官宦世家，之所以踏上政治道路，除了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时代的契机亦把他们推到政治前沿。曾国藩生于1811年（嘉庆十六年），卒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隔年，即1873年（同治十二年），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恰恰与他长大后的精神导师擦肩而过。梁启超在其《三十自述》中对此亦曾着墨，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1}对于自己诞生的这一年，梁启超除了将之与国内外的大事件做连接，亦不忘提及那是“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当中或许不无遗憾。而且，就国内发生的历史事件而言，梁启超所提到的太平天国亡于金陵，曾国藩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可见，从自己出生的年份来看，不管在个人或历史事件上，最重要的关联人物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28岁时考中进士，获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入仕途，十年七迁，37岁时已官至二品。以此观之，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然而，若是在翰林院走完他一辈子的政治旅途，曾国藩或许就将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对后世的影响力也可能不同。曾国藩的政治命运显然是“时势造英雄”的一个极佳例子，太平天国割据南方的局势，撼动的不仅仅是清朝政权，也对以儒家为中心的社会思想结构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让曾国藩这个原本手握笔管的翰林也无法静心待在翰林院中了，热血澎湃的激情促使他带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理想踏上战场。毕竟，当时清朝和太平天国的对峙，还暗中潜藏着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较劲。换句话说，维护清朝政权也即等同于捍卫儒家传统，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一种无法置身事外的职责。不过，疆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也曾让曾国藩经历几番起起落落。幸而凭着对理想的坚持，曾国藩最终在与太平军的对决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中兴名臣”的赞誉。曾国藩走出翰林院踏足疆场的经历，在当时文官和武将各有其权责的权力架构下，实属罕见。这样一个特殊的机遇，并未让曾国藩被过多的权力冲昏头脑，而是更为谨慎地领兵作战，避免自己行差踏错，这其实也是他本身人格修养的一种体现。 　　相较于曾国藩，梁启超可说是少年得志，17岁即中举。然而，梁启超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却非在朝堂之上被赏识，而是随着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而声名大噪。3年后，1898年的维新变法虽说是站在维护清政权的立场，但这一股“在野”的政治关怀者的声浪，传入“在朝”守旧派执政者的耳中，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