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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说友《成都文类》研究综述 　　摘 要：《成都文类》是南宋袁说友任四川安抚制度使时组织编辑的一部有关成都地区诗文分类的总集。因版本流传中的散佚，该书呈现出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历来备受关注。本文梳理了各种相关研究资料，试图对《成都文类》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以期在总结中理清脉络，进而寻求新的学术研究空间。 　　关键词：袁说友 《成都文类》 诗文 综述 　　《成都文类》所录诗文对汉至南宋淳熙间成都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作了较为完整的记载，历来备受关注。但因版本流传散佚，关于《成都文类》的研究，起步较迟，检索各种相关文献资料，涉及《成都文类》的研究论文仅18篇，无专著。本文认真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试图对《成都文类》的研究作简单梳理。 　　一、《成都文类》误收、漏收诗文情况的研究 　　关于《成都文类》误收、漏收诗文情况的研究是现今学界对其研究的重点，共计5篇，简述如下： 　　对《成都文类》漏收情况进行研究的，主要是魏红翎《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学研究》一文。文中对巴蜀文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通过梳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对《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中收录的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学的作品进行了纠偏和补遗，并且分别对其进行了阐释。这一研究成果给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文学提供了文献支撑，极具文献价值。 　　《成都文类》误收情况的研究，主要有房锐《雍陶寓居云南说辨析》；赵晓兰《花蕊夫人考辨》；赵晓兰、佟博《所载庾阐考辨》；魏红翎《误收之魏晋南北朝作品考辨》。其中房锐通过将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卷一七》所录雍陶诗与《成都文类》卷十四收录的雍陶诗进行比较，认为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较晚出的《成都文类》完备，从而指出《成都文类》此处所载有所挂漏。[1]赵文认为《成都文类》所录《宫词》题记似杂取各家之说而成，且辨花蕊夫人为徐匡璋女、后蜀孟昶妃。[2]另外赵晓兰、佟博在还认为《成都文类》卷四七《为郗鉴作檄李势文》之篇题有误，“为郗鉴作”当作“为庾翼（稚恭）作”，原题或因编纂者连文而致误。[3]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成都文类》云：“所载不免挂漏，然创始者难工。”[4]以上四篇均对《成都文类》所录诗文内容及作者进行了辨析，指出《成都文类》误收的情况，并作了相应的辨证，对学界更为清晰地认识《成都文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成都文类》组织编辑者袁说友的研究 　　对袁说友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成都文类》所录诗文内容具有很大的帮助。此类论文主要有罗超华《论袁说友在蜀中的诗歌创作》、李小丽《袁说友易学思想初探》。其中罗超华认为袁说友的蜀中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其在蜀地的生活状况，其诗歌语言朴实直白，刻画意象丰富。[5]对袁说友蜀中诗歌的研究，如其唱和、悯农诸诗，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袁说友在蜀中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李小丽则指出袁说友以《周易》为本，思考现实的问题和南宋王朝的命运，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成败的规律，以利当世。[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袁说友始终秉持着为政治服务的变易思想，该文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袁说友组织编辑《成都文类》的缘由及选文标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三、《成都文类》中杜诗及杜甫草堂的研究 　　杜甫漂泊蜀中近十年，其此阶段创作作品占现存杜诗的一半以上，而《成都文类》中收录杜诗近200首。对《成都文类》中的杜诗及草堂研究，主要有赵晓兰、佟博《中的杜诗》，赵晓兰《子美集开诗世界――试论中杜甫草堂诗的词体特质》，赵晓兰、佟博《中的杜甫草堂》。 　　赵晓兰、佟博二人指出，《全蜀艺文志》与现存吴枚庵藏明刻本《成都文类》中选录的杜诗有异文出现，究其因乃《全蜀艺文志》曾从《九家集注杜诗》等书搜采，加之其使用的《成都文类》版本与吴枚庵藏本不同。[7]另外，赵认为《成都文类》收录的杜甫草堂诗多为实写，且具词体特质，给后世词坛及南宋咏物词以深刻影响。[8]此外，赵、佟二人在《中的杜甫草堂》一文中认为《成都文类》中杜甫的草堂诗是杜甫草堂的营建史，也是杜甫客居草堂的生活实录。[9]以上三篇论文，给学界研究杜甫在成都居留期间的生活、思想等方面提供了的宝贵的资料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成都文类》中收录有关司马相如诗文的研究 　　关于《成都文类》中司马相如的研究，仅赵晓兰《中的司马相如》一文。赵晓兰指出，《成都文类》收录与司马相如有关诗文约三十篇，其中包括司马相如著作、汉宋间历代评议司马相如或凭吊其传说的遗迹之作、历代提及的司马相如之作三部分。另外赵晓兰认为司马相如建节往使、略定西夷，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0]上述所论较为完整、清晰地展示了汉至宋淳熙年间文人们对司马相如的认识及其对西南地区的历史性贡献。 　　司马相如作为蜀中第一位大才子，对众多蜀人及入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