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经典”美学价值新建构初探.docVIP

对“红色经典”美学价值新建构初探 ; 摘 要:红色经典在现在的热播和热评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它既是文学规律自身的一次自我修补,又是对上个世纪末“文学无根性”的一次反驳。红色经典的重现生活中心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从本体论看,红色经典确实有着称之为“经典”的特质;从文学心理学角度看,也是整个消费文化的消费心理使然;从文学价值学看,红色经典又保持了惯性式的“保值”与“增值”的过程。但红色经典没有固定的标签,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然处于一个被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中。; 关键词:红色经典 新建构 原因 经典化过程 美学价值; 近年来,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陆续被搬到了荧屏上,以往备受冷落的“十七年文学经典”重新占据读者和观众的视野,从而形成了新一轮的观看和热评红色经典的思潮。《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沙家浜》等等一系列红色经典被重新演绎和评价,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这确实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对于我们重新梳理和思考我们业已拥有的文学资源和经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更好的催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我们知道,英雄的“谱系化”和历史的“史诗化”曾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这一美学特征之主流地位的确立并成为那个时代作家的共同的追求显然有当时的功利需要和审美要求:一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所带来的巨大感激之情使得作家自觉得以以一种“饮水思源”的感戴去深深的缅怀过去的艰难岁月和前辈的卓越功勋。二是那时代作家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历史和生活的整体过程的欲望和虔诚,使得他们能过自觉的想这一美学中心靠近。三是新一代作家所自觉担负起的“启蒙与救亡”的责任心,也使得他们能够自觉的投入到时代精神的潮流中去。正是在这样宏大历史背景下,一大批呈现着宏大叙事模式的作品出现了。; 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小说可以说是独霸文学潮头。梁斌、杜鹏裎、杨沫、赵树理、浩然、孙犁等,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他们都用其心血贡献出了一部或几部堪称经典的作品,他们也充分享受到了文学所赠与的莫大荣耀。“宏大主题”、“宏大叙事”、“英雄情结”是他们所共同分享的花环,也是那个年代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但新时期以来,随着人学主题和人道主义思潮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红色经典一度被读者和评论家遗忘了。世纪之交,红色经典又重新浮出了历史表面,读者或观众又一次掀起了阅读或观看的热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探讨“红色经典”热的原因和机制。; 首先,从本体论看,“红色经典”确实不愧为“经典”。经典是富有典范性和穿透性的概念范畴,是一个不断被阅读和对话、不断被保值和增值的过程。经典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同样,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自延安时期,国家意识层面就有着建立一个建立“乌托邦国度”的梦想,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理所当然的参与进“精神乌托邦”的建构中来,反映在作品上,那就是国家宏大叙事背景下的“战争记忆”和“梦想遥望”。这样的建构和体验,已经有了产生“经典”的外部和内部的条件,加上那一代训练有素的作家的精神资源,“红色经典”已经具备了称之为“经典”的本体内容。经典的存在,确实首先有着它自身的存在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因子发生着相互的作用,从而保证这种生成作用自从诞生起便开始了保值与等值的过程。总之,红色经典这种自身的价值是穿越了历史之帷,奠定了自身无限发展的过程。; 其次,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看,创作——作品——接受过程,这是一个心理转换的过程,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接受,都存在着特殊的心理行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真诚的平民本位意识、对建构强大国家乌托邦梦想情结的诚挚意识、万众归一的集体意识,共同作用于作家和读者心理意识深处,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救民族于危亡,集乌托邦情结于一体,成为压倒一切的心理氛围。那种对历史审视的态度,对文学的真诚,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自动化心理,是以往任何时候也无法比拟的。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个时代的整个心理氛围渗透到了那个时代的经典构建中来,也必然产生出像《红旗谱》和《创业史》那样的经典来。一句话,共同的心理意识创造了集体的“经典”。; 进入九十年代,对当下“文学现场”的失望和怀旧心理,又一次促成了红色经典接受热的活动。文学的日益边缘化、世俗化、粗鄙化,人们也懒于游荡于良莠不齐的当代文学资源当中来。90年代的文学创作要么深陷于陌生化的技术实验场中,要么沉醉于或神示的哲理或粗鄙媚态化的生活表象中,作家与读者做着相互背叛的游戏。人们疲惫的心灵,既失望于当代,也不寄希望于未来,因此,回顾往昔文学梦想必定是人们的首要选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