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域下国内土地所有制的思考.docVIP

宪政视域下国内土地所有制的思考 ; 许多民法学者参考西方理论从权利的公共义务角度对所有权的附随义务进行了界定,由此对个人所有权提出了质疑。有民法学者运用国家征收理论并参考近代以来从私权神圣到政府的有限干预这一宪政体制的变革,提出了财产所有权与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对矛盾,并进而得出了土地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结论。这其中被关注较多的观点,如韩国学者金敏圭,“所有权社会化思想可以成为调整和均衡市民生活利益的法律手段,同时为土地所有权的公权力干涉提供理论依据”[5],“技术进步带来对《法国民法典》为典型的‘上至天空,下至地心’的绝对土地所有权观念修正,形成一定空间范围的土地所有权,……,现代社会所有权社会化的客体范围逐渐扩大,即不仅包括近代以来的土地所有权社会化,而且房屋等不动产,甚至在动产领域都产生对所有权行使的社会化限制”[6]。这实际上是对个体财产权利的一种法理上的制约。根据一般的理解,所有权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实际上是权利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和对公众负担的义务,其实质与法理学所研究的权利的界限是相通的。另外,就土地权利而言,所有权社会化的理论前提是土地所有权已经进入私权利范围,尽管如此,所有权的社会化在理论界也成为土地二元结构的重要根源。; 基于宪政的理论分析; 以上分别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权利的公平分配及所有权的社会化趋势三个方面介绍了当前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理论直接或间接论证了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的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土地权利二元结构的理论根源,以下从宪政角度对上述观点加以分析。土地社会保障土地是自然为辅助人类而自由给予的陆地水域空气和光热等各种物资和能量的总合[7],构成一国国土表面的土地整体相连不可分割并提供万物生长的能量和场所,基于这样的资源属性,土地为人类提供了天然的生存保障,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除了劳动,更在于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不容质疑的,但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土地的社会保障是否必定和土地资源的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二元格局划等号,土地所具备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否具备同样的概念内含。根据土地经济学的观点,人们只有在一片权利稳定、权属明确的土地上才更愿意进行土地的长远投入和技术改良,而不是不计后果的掠夺式开发。回到前述观点,“天赋权利的保障必须与社会携手合作”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够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人……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8],由此可见与社会携手的合作是以让渡部分权利为前提、以获得保障为目的。还从“天赋权利”来讲,土地“天赋”权利的社会保障并非导致权利的剥离。“历史上一般村庄都保留一定量的公地”的观点存在着概念范围的缺漏,既然都保留了一定量的公地,那剩余的土地何在,由谁所有实难理解。“农户无力重新购回土地”的观点的前提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备”,即使在此情况下农民也未必卖地度日,因为至少土地能够给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如果农民将土地都全部售出而农地无人耕种,农民得到巨额土地款项又怎能购买基本的生活所需。有关“国家不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居住权保障难以实现”的观点从住宅安全权的角度对城市居民土地权利进行了关注,但在现有二元结构下,仍能见到各地暴力拆迁频发、公民住宅安全权被严重侵犯的事件发生。公民宪法土地权利强调的是公民对公权力享有的权利,按照上述观点的逻辑,债权人以收取对价的方式向债务人提供某个居所,在合约尚未履行完毕即收回该居住地且未按或未完全按合约或法律履行违约责任,而原本此项居住地或可由债务人享有,此时如果说维护债务人权利的最佳方式是确保债权人对该居住地的所有权显然是不妥的。有关渡边教授的论断,仅从字面理解,这里似乎尚未厘清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现代民法理论普遍认为所有权至少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其中使用权被称为所有权的“积极权能”[9],所有权人在一物上完全可以设置某项使用权作为一项他物权,如果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则必定获得对土地的使用,反之则未必,因此说“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指的是土地利用权的保障而非土地所有权的保障”似乎于法理来讲难以令人信服。社会保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建立健全与完备需要经济的繁荣和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持,厘清土地权利结构至少在局部上有助于土地市场的繁荣,同时社会保障与公民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并非一对矛盾的命题,有学者提出“不能把土地事实上的保障功能作为土地公有制立论的依据,政府应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10]。土地权利的代际代内平等对于土地的公平利用,没有谁能否认其饱含的真理的颗粒,平等、民主、法治是现代宪政的精髓,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