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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相似性 　　2011年版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是作者几经修订绵延20多年完成的力作，从书中仍然能够读出20世纪80年代文学（哲学）研究的风味。张钊贻自称沉迷于鲁迅和尼采这些年，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纳入思想和文学研究，带着某种时代的热忱和焦灼，寄托了对当代社会人文世界的“温和”期许。 　　从将二者放置在一起研究的可能性上来说，文学的鲁迅和哲学的尼采一样，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了对所在的世界边界的共同“挣扎”。这种“挣扎”试图超拔自身，并在边界的映像之中，使社会实存获得对象化的剖析，以期对之批判和改良。 　　在这本书中，随着历史和空间的延续，作者对照了鲁迅对尼采的“影响性接受”和创造性转换。但他对“影响”的概念作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是“一种多样性的反应和变化现象。为了他们之间的‘亲和性’，双方所伴随的风气、传统等等加以恰当的考虑”。正如作者所说，从主体精神世界的梳理到文学作品分析，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力的补充，{1}或者说“契合”。{2}实际上，本书恰是在“影响”和“比较”的研究方法相互扶持之下获得“契合”之点的。 　　作者认为，尼采思想，尤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它的文艺性质和成就，不过，尼采的哲学思想正好就包藏在他的文学形式之中”。作者恰恰抓住了这个特点，以尼采完整而系统的生平创作、文本内涵和学术研究脉络，逐渐将落脚点放在鲁迅身上。尤其是所提炼的核心结构，如“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精神贵族”与“现代性”等等，诠释了鲁迅思想及文学作品的内涵。同时，大量的注解和学术综述成为这部书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参考。这种对鲁迅精神质地的提炼和挖掘，有助于理解鲁迅的文本、甚至是文本中可能包含的深邃而矛盾的内面世界。从作者数年的研究文章和最后的这本修订“集成”的著作来看，他一贯坚持、甚至固执地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具有“强力意志”的“文化精英”，一直通过文学践行自己的理想。而尼采哲言式的、具有发散性的活跃的思想世界，恰恰可以给作者提供与鲁迅“影响”或“比较”的重要材料。 　　张钊贻不仅强调了鲁迅和尼采的这种契合点。并且在他的分析之中似乎注意到了鲁迅研究脉络里研究者所强调的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变化，这种研究的证据似乎可以从鲁迅对尼采的前后态度上得到印证，但张钊贻则笃定鲁迅和尼采的这种契合存在着某种前后的一致性，即上述精神质地上的一致性。 　　其中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到，尼采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英语界也有着这样的演变过程：早期尼采：政治性（强横派）――中期尼采：非政治性（温和派）――晚期尼采：政治性（新左派），③这是随着学术史和时代的发展尼采身上所肩负着的命运。 　　这种演变的时代性如今似乎已然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印证。例如，汪晖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本书雏形《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的书评《鲁迅与尼采“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似乎注意到了作者将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偏于“精神贵族”的情形，担心由此引起的对于鲁迅阐释上的精英化：要将“沙聚之邦，转为人国”，就需要一方面依靠“英哲之士”的出现和启蒙;另一方面，“个性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国”的出现，因而要寻找这种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观之间的某种契合点”，这种“契合”限制了向“蔑视民众力量的贵族主义”方向发展。{1}而张钊贻似乎在原书中就已经纠结于这个问题，他说： 　　尽管尼采认为人们的活动都是以“为己”的“权力意志”为动机，但这些活动也包括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甚至牺牲在内，因此，尼采的个人主义并不妨碍他对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影响，或阻碍他们参与社会改革乃至革命。{2} 　　因此，作者认为，这种“个与群”可能存在的罅隙或矛盾，在他所理解的尼采哲学内部就可以解决，因为它“包括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甚至牺牲在内”。这种“推己及人”的精英思想，很显然，从学术脉络上讲，所执的大体是“温和”一端的尼采。很有意思的是，鲁迅和尼采，这样极具个性的两个人物，从政治学的意义上，共同面临着这样不可避免的“个与群”的纠缠和讨论。无论这一观点是否能够介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哲学意味的尼采本意，是否具有一种预设的理想色彩（尼采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巧妙融合），但从他20多年前的研究思路中，就能看到这种自觉的理论探求的趋势和方向。张在80年代通过对林毓生关于“反传统”视野下的现代鲁迅的批判，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鲁迅本相。从他的分析中，似乎已经能够看出他对鲁迅的研究视野上的这种辩证方式：基于对本民族国民“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文化偏至论》）的修理和保存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也暗合尼采思想中有着十分强烈个性色彩的民族主体生长的看法。③ 　　相应地，书中首先追溯了勃兰兑斯等人对尼采的复杂阐释传统，其中，他理出了两条对立而简明的线索：“温和”与“强横”的尼采。通过论证，指出《权力意志》等书中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