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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城市竞争力核心 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与效率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开放14个沿海城市20周年。国欧城市竞争力研究院利用其独创的GRICC指标体系，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城市进行了竞争力研究，并进行了分类排名。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作为国欧城市竞争力研究院的院长，主持了14＋4城市竞争力的研究项目，其对制度创新和城市化问题有着精辟的观点。本报在刊登该研究报告摘要的同时，也与樊纲教授进行了精彩的对话。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欧城市竞争力研究院院长 刘杉：欢迎樊纲教授到中华工商时报的城市论坛作客，与我们一起探讨有关中国城市提升竞争力的话题。我们知道，国内的竞争力研究是在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每年一度的国际竞争力报告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国内学术界对竞争力的了解除了上述两个机构，更为熟悉的是哈佛大学波特教授的竞争力理论。您作为一直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惟一的中国经济学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竞争力的研究应该更为熟悉。 樊纲：竞争力研究目前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波特教授的竞争力理论是在其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波特教授作为哈佛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权威，曾经写了两本著名的企业竞争的著作，一本是《竞争优势》，一本是《竞争战略》。这两本书写的都是企业在产业发展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波特有关企业竞争力的学术观点，已成为工商管理学院的经典理论。此后，波特在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国家竞争力理论。而瑞士的两个机构则一直以每年发布一个国际竞争力报告来对各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进行对比研究。而有关城市竞争力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实际是在国际学术界对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刘杉：中国理论界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更为关注，而世界银行也在不久前对中国的23个城市进行了竞争力排名，其报告的题目是《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由此可以看到，世界银行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视点放在了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而考察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基础设施并不是主要内容，其侧重于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法治环境方面。 樊纲：我同意世界银行的观点。实际上，中国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对于很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备，而城市竞争力的差距实际在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也就是说，制度创新的差距是城市投资环境差距的主要问题所在。我认为，现代政府应该集中精力抓好制度建设，能够为这个城市的企业和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 刘杉：我记得您在很多次的论坛演讲上强调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城市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政府，它的边界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我想在此进一步听听您的观点。 樊纲：政府官员确实都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振奋的事情。他们都很懂经济，也都很懂市场。但是往往一谈到发展战略问题，发展机遇问题、政府谈的都是什么呢？多数是在谈我们这里经济结构要如何调整，要采取什么产业发展战略，我们今后要发展这个产业、要发展那个产业，我们要搞这个名牌要搞那个名牌、我们要搞这个技术、要搞那个技术。在我看来，到了今天，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过20多年的企业的发展，现在企业家自己，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自己，更懂得自己如何发展，更懂得产业的结构，更懂得它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哪个企业的产品能不能成为名牌，由企业在市场的运作来决定。现在我觉得到了政府反思自己“能做什么”，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该做什么”的时候了。 那么政府要做什么呢？其实不是搞什么产业政策，搞什么名牌战略，搞什么优化结构，你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企业发展的环境，提供低价、优质的公共品，让企业在此基础上来决定它怎么发展、发展什么，搞这个产业还是搞那个产业。 刘杉：有时政府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发展过程。当政府无效配置它所直接控制的资源，或者干预市场使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它就起到这种作用。不过随着学术界对外部经济、市场垄断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大家也普遍认识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某种条件下，也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我也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甚至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都是有意义的，东亚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樊纲：政府在发展的问题上起不起作用？在理论争论方面，我属于还是比较鼓吹政府在发展初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派的。在什么意义上呢？在后发优势的意义上。落后国家的政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公共知识的平台。由于政府掌握着信息的优势和知识的优势、人才的优势，因此政府可以更多地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