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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措施和建议 　　对于我的研究领域，我始终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在研究教育历史。他们有足够的才能对我们的领域及刚才我所提出的问题的解决做出新思考。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因为我相信有多种途径可以使得教育史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发挥作用，包括教育史自身的问题、教育学院的问题以及大学的问题等。 　　我们要鼓励和尊重不同视角、方法、撰写体系的教育史研究及多样化的讲授方式。我们需要做的关键步骤是理解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多样性。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曾试图把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统统解决。认识到这一点，方能找到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1933年，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当时，他因撰写《宪法的经济学解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一书成名已久。在任期间，他利用主席演说号召彼时“各自为战”的历史学家们应该协同一致。比尔德主张所有历史学家必须遵守高度尊重历史事实、谨慎选择研究方法的学术标准。他认为实证研究方法是获取确凿的历史事实、人物性格、历史境况、历史活动的惟一方法。单单实证研究方法足可以揭开历史发生的条件。比尔德同时指出，一旦实证研究或科学研究被视为终极目的，危机就会出现。在他看来，当实证研究支配历史研究时，历史反思则会成为多余的存在。他强调应该尊重这个事实：无论是关于当地的，还是世界的、种族的、阶级的历史研究中史料的选择或安排，都是由研究者思维中的理论框架所限定的。这个理论框架包括对必须的问题、可能的问题及值得探索的问题的思考。 　　在比尔德发表上述讲话的80年后，我仍然认为他的建议对21世纪研究教育历史的我们有重要启发。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实证研究设定最高的衡量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历史研究中尊重且尽可能广泛地考虑“必须的、可能的、值得探索的”问题。教育史研究者应该严格遵守贝林、克雷明等人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目标：严肃对待我们的学科，承认且坚持我们是历史学家，就不能允许出现对学校教育及教师影响的解释的探索超出我们历史学家所揭示出的事实。 　　我们中的部分人可能继续关注历史系的伙伴们发表的专论、文章及书籍，专心于教育历史研究。另一部分人则有不同的使命，这部分人应该对我们的学生，即未来教师的需要给予关注。这些学生需要对学校教育系统、教师队伍中的同伴们、他们就业单位所在的社区等有系统的、有效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也应该对教育学院、21世纪的大学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 　　对未来教育史研究的可能路径，我诚恳地给出自己的建议。 　　第一，教育史学者应该把我们作为历史学者的学科特长带到整个教育研究领域，通过表达我们对“大教育”研究的责任感在教育研究团体中获得一席之地。确切来说，这种责任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采纳约翰?R?卢瑞（John R. Rury）2006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里的建议。文中，他主张，面对大约2/3的教育史学者是在教育学院获得学术信仰和追求的事实，教育史学者理应把自己定位成教育研究者，定位成学术专长在历史领域但研究关注点和聚焦处在教育领域热点问题的研究者。卢瑞认为，历史学者已经被美国教育研究学会及其他类似的学术组织过度边缘化，如果教育史学者不改变这种情形，教育史学者同样存在被其赖以生存的教育研究边缘化的危险。而学会认真地倾听、对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历史对澄清教育问题的意义和作用有深刻洞见等，方可以有效预防教育史学边缘化的危险。 　　如果教师教育大学化、替代性教师教育模式的双方拥护者、标准化考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或者那些陷入“阅读之战”与“数学之战”的争论者们有机会把所有这些争论以及诸如此类的争论置入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所有这些争论会有什么变化呢？如果诸如特许学校的价值、同性教育、高等教育学生的负债危机等这些热点问题置入历史学科背景下研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在下一个研究项目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关注吗？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提供建议，而不仅仅是有趣的专论或背景信息的提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我们相信历史的价值不止于它的趣味性，而是在校正人类行为、机构发展及影响未来发展等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我们应争取和强调基础性课程和教育史课程在教师培训计划中存在的必要性。我认为，教育史、教育哲学这些学科对教师职业发展有重大意义。我相信历史的学习促使教师对教育改革的意义有更为广泛的认识，对社区中的学校、学校中教室的角色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学习这些知识对社会所面临的重大伦理问题有透彻的认识。今日的学校正处于这样的伦理问题中。正如前面所说，我对那些掌握了教学技能但从未对美国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及意义有所思考的教师们充满了深深的担忧。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