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docVIP

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马铃薯、番薯（红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1]】。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的出现弥补了谷物收成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短缺。可以说印第安人的农业成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成就了中国康乾盛世。 ? 明末清初战乱之后，人口恢复性增长，又加上美洲高产作物，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由于康熙、乾隆时期的人口统计标准不同，乾隆的话并不非常准确，但也说明中国人口确实是快速增长。清朝人口增长被称为人口奇迹。 ? 但人口史专家葛剑雄教授却认为：“从相对增长，即增长率和总增长的百分比来看，清朝的人口不算是什么奇迹，从顺治 12 年（1655）到道光 30年（1850）总人口从 1.19亿增加到4.3亿，年平均增长率为 6.6‰，” 按绝对增长来看，以宣统三年为终点， 4亿为当年的人口数，年均增长率为4.7‰，与以往各时期相比，无论哪一标准，年平均增长率和总增长率低于西汉，西汉200年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约7‰，其中前期的数十年间达10‰；而东汉前期，唐前期北宋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相对增长。实际人口的年增长率在 7‰ -10‰之间【[2]】。 ? 葛剑雄等人推测中国人口到17世纪初突破2 亿大关，明朝中后期“人口压力已相当严重”，“人满为患”【[3]】，此后是明清之际的天灾和战乱，到顺治12年（1655年），估计人口为1.19亿【[4]】，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估计增长到1.5 亿，在1759年突破2 亿，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达到了4.3 亿【[5]】。 ? 葛剑雄的这些观点是与曹树基合作研究的成果。曹树基认为明清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已经人满为患，调控中国人口的主要是瘟疫、战争、饥荒等，比如他认为太平天国战乱与人口压力有关，他并且“计算”出太平天国等事件导致中国人口在短短的27年内减少了1.18亿（这一数字骇人听闻，意味着相当于1850年时四分之一强的中国人口在短时间内死于非命）。曹树基认为199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高就业压力也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剩（依照曹树基的逻辑，英国和美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高就业压力也是因为人口过剩了？【[6]】）。为了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就应该实行计划生育【[7]】。由于曹树基对清朝的人口研究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理论上非常“衔接”，又加上葛剑雄教授在人口史上的绝对权威，葛剑雄和曹树基关于明清时期的人口数据被学界和官方广为引用。 ? 美国的李中清和王丰教授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里不认为中国清朝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他们认为中国老百姓主动地控制着人口。李中清和王丰认为曹树基等人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曹树基等人对中国人口史的思路是简单的人口决定论【[8]】。 ? 曹树基反驳说：“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在李中清和王丰眼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集体性决策传统的延续，是对‘马尔萨斯担忧’不断增强的结果，是基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所制定，而中国从来没有陷入马尔萨斯危机。”【[9]】 ? 笔者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没有深入研究，也就不敢妄评曹树基与李中清、王丰之间的争论。但笔者对葛剑雄、曹树基关于明末清初人口数据不敢苟同。 ? 清朝初年由于人口统计标准不同，并且人口与税收挂钩，存在人口隐匿现象，人口数据并不准确。比如根据官方资料【[10]】【[11]】，顺治8年（1652年）人口仅为1448万，康熙24年（1685年）人口仅为2360万，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熙 51年（1712 年）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没有隐瞒人口的必要了。并且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统计也是比较准确的了。乾隆六年（1741）以后的“民数”统计，按《清实录》的用语是“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若干名口”，从原则上说，已属于人口统计的范围。清中叶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丰元年（1851）的111年间，是清代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的时期【[12]】。对这段时间的人口数据争论不大。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3]】【[14]】，中国人口由乾隆6年（17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