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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根据与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事业已经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今天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以丰富的实践为基础，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进一步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个最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回顾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得出这一重要论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科学内涵和奋斗目标的新认识。 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认识 布局问题，在工作安排上是一个战略部署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构问题。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党为了全面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从“总体布局”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成功探索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对“总体布局”的认识，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直接相联系。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而且认识到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这“四个现代化”，还包括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等要求。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明确地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全面而又坚定地坚持这一“总体布局”，工作中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为纠正这一失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鲜明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以后，他在讲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候，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不仅包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即后来江泽民同志概括的“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此同时，江泽民同志还多次提出“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社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多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加强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来，我们党在上一世纪80年代已经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意义，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现在，更加认识到“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时，已经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