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行政执法证据专题授课提纲.docVIP

行 政 执 法 证 据 授 课 提 纲 南昌大学法学院 宁立成 目 录 一、引言：从“钓鱼执法”谈起 二、行政执法证据概述 三、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四、行政执法证据的审查判断 五、行政执法证据的证明 六、 行政执法证据规则 七、小结：运用行政执法证据需注意的问题 一、引言、从“钓鱼执法”谈起 （一）“钓鱼执法”事件 2009年9月8日，张军驾车在闵行区北松路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钩子”还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之后两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张军，讲述了自己类似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多数发生在2009年9月14日、15日、16日、18日。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9月28日，张军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被受理。 10月14日晚，浦东新区原南汇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打击非法营运“黑车”行动时，截下一辆金杯面包车，驾车者为孙中界。该大队认为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遂将车暂扣。孙中界当晚伤指以示清白。 10月20日，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发布信息，表示该事件“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当晚，央视新闻频道和经济频道都聚焦了上海“钓鱼执法”，并在报道中对调查报告提出了质疑。在《新闻1+1》栏目中，白岩松提出，执法部门“胃疼关你什么事”的思路会破坏社会的道德底线，人们会因此不敢做好事了。《经济半小时》在报道的最后对“钓鱼”事件提出了“拭目以待看谁在违法”。 10月,《人民日报》在短短不到10天之内连续发表《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钓鱼执法”蚕食社会信任》、《“权力”尊重“权利”的上海样本》等4篇评论，非常罕见。“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20日，经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当天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过程当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26日，联合调查组得出结论：“原南汇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当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乘客’陈雄杰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11月12日俞正声在市委全会后首度回应：“钓鱼事件”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12月21日俞正声分析指出，错误的执法方式和行为，有些源于执法人员自视“高人一等”的封建意识，有些源于不顾民生的错误的发展观，更多的是制度设计指导思想的偏差和管理的松懈。俞正声说，我们应该少一点埋怨，多一点思考和创新，应该分期分批全员培训执法人员，除学习本职岗位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外，还应使其具备尊重执法当事人的品德，应有的文明素养、法律语言和应对媒体的能力。上海是执法行为比较规范的地区，但如果发生制度性偏差，这种规范就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二）“钓鱼执法”的“证据法学”评析 1、取证问题。“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马怀德说。 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要求我们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的决定之前，必须事先告知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马怀德认为，上海的“钓鱼执法”则省略了这些法定程序，通过诱骗的方式栽赃当事人，然后逼迫当事人签署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从而达到高额罚款的目的。可以说，这种执法缺少起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称之为“公权碰瓷”和“公权敲诈”并不为过。 马怀德指出，行政执法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一切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都应当依法进行，不能随意将法定的执法权力委托给没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个人去行使，更不能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将执法中的调查取证权委托出去，否则就会出现为执法而执法，为罚款而执法的畸形执法形式，甚至还会形成一个专业取证牟利的团伙，在缺乏任何管束的情况下，这类团伙就演化成了敲诈勒索的团体，十分可怕。 2、证据认定问题。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第57条又从“证据能力”的视角对各种证据形式作了具体规定,其中行政机关所采集的“违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