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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青铜壶形制演变摘 要：青铜壶的形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主要表现在盖和耳两部位上。商代壶为椭圆形，低圈足，有贯耳，多无盖;西周壶有方椭圆形和长颈圆形二型，多为带高阶的圈足，贯耳少而兽耳衔环居多，开始出现波带纹形捉手;春秋壶多扁圆，椭方形，常以伏兽为耳，多以莲瓣为饰;战国壶则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例如足作伏兽形、腹两侧多为铺首衔环等。形制的多样性为青铜壶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关键词：青铜壶;西周;春秋战国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81-02青铜壶主要用以盛酒，《诗?大雅?韩奕》云：“显父饯之，清酒百壶”。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铜质圆壶和扁壶内就盛有酒，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酒[1]，这表明了青铜壶的主要功用是作为盛酒器。青铜壶跨越的时间极长，造成了其多样的形制特点，或长颈，或短颈，或直口，或微侈口，或贯耳，或铺首衔环，或圈足等;腹部形状亦可分为六类：椭圆腹形、圆腹形、椭方腹形、方腹形、扁鼓腹形、瓠形。青铜壶始见于以尊神著称的商代青铜器中。商人重视酒器，故殷商时期出现了很多的盛酒器、温酒器和饮酒器，如：壶、方彝、尊、爵、角、觯等。而在这些青铜酒器中，唯有青铜壶延续的时间最为久远。殷商时期的青铜壶拥有其特定的形制，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先壶，就是此时期青铜壶形制的主要代表。先壶，器形扁圆，微侈口，短颈，无盖，垂腹，颈两侧有贯耳，下附圈足。颈、腹、足各饰兽面纹。腹内底铸一字铭文。这件神秘奇异的青铜壶便是当时典型的盛酒之器，从其主要的形制便可知晓：下垂的扁圆形腹和腹下部附有的圈足符合了对稳定性的追求，颈两侧的贯耳是为了提系方便而设。到了尊礼的西周，食器占据了主流地位，酒器却已不再流行。酒器不再流行的原因在于：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如《尚书?酒诰》所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2]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温酒器爵、角及盛酒器尊、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罕见，唯独青铜壶还保持着强大的活力。西周早中期的青铜壶较殷商时期而言，除了在纹饰方面有一定的变化，形制方面基本沿袭了殷商时期的传统形制，多为圆形腹壶。如扶风庄白出土的青铜壶就沿袭了此形制，圆形腹，圈足形捉手，颈两侧为贯耳，圈足，腹身为云状垂鳞纹。又如十三年疒兴壶，处于西周中期到西周晚期的过渡阶段，既保留了西周早中期的基本趋势，又发扬了西周晚期的特色。其基本形制为圆形腹，长颈，圈足形捉手，颈两侧为兽首衔环，圈足，颈部有长篇铭文，腹部纹饰为北方地区特有的十字条带纹。而自西周晚期开始，青铜壶便一改商代的传统形制，主要体现在变传统的圈足形捉手为花瓣形捉手，将贯耳改为兽首衔环。西周晚期的青铜壶有椭方形壶与长颈圆壶二型，腹最大径均靠下，仍有倾垂之势。圆形腹壶整体形制并无多大改变，唯耳部有小半环兽耳和大半环兽耳之分，但是椭方形壶的形制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受中国古人“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西周青铜器在造型上注重方与圆的和谐关系，直线与曲线交叉运用，更好地展现了器物的力度和美感。《周髀算经》云“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是说最初的圆是由正方形不断地切割而来的。圆与方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无方就显不出圆。方正的造型挺括周正有威严之感，圆润的造型则体态优美给人柔顺之感，周人准确地把握了这两种形式的特点，在挺拔向上的直线中合理地加入舒畅、轻快的曲线，加强了器物的形式美感，既有庄重威严的礼制色彩，又有典雅细腻的艺术趣味。椭方形壶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传世有铭之颂壶就是椭方形壶，其捉手虽仍为圈足形捉手，但双耳已改贯耳为兽首半环形耳衔环。也有捉手作波带纹形的青铜壶，像梁其壶的捉手就是波带纹形捉手，是莲瓣形捉手的前身，并且耳是一对兽首衔环，为象鼻耳，极其具有写实性。还有1966年湖北京山宋河坪坝苏家垅出土的有铭青铜壶―曾仲游父壶，其体型扁方，长颈，有盖，盖上有高耸的莲瓣形捉手，壶肩有两个兽首衔环，颈腹均饰波带纹。通过以上三件器物，可以将西周晚期的青铜壶形制总括为：方椭圆形腹或长颈圆形腹，有盖，盖为圈足形捉手，或波带纹形捉手，或莲瓣形捉手，颈两侧有兽首衔环，间有双环耳和贯耳出现，下附带高阶的圈足。春秋战国时代是传统社会发生结构性剧变的时代，政治上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周王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战乱不断，这些历史性的变革自然也会在代表统治者地位的器物上有所体现，故青铜器便成为统治阶层竞效奢侈，炫耀地位、权势和财富必要的陈设。与此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势必也会对青铜器的铸造和发展产生影响。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中铁器的出现和推广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