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田园”到“无法拥有自己”.docVIP

从“工业田园”到“无法拥有自己” 2014年3月28日，广东东莞，鞋厂里的郑小琼。今年2月初，在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加了一次工人诗歌讨论会，参与者不仅有诗歌批评家，还有十几位工人诗人，他们提前写好自己的发言，用朴实的话讲他们与诗歌的故事，他们自觉地用诗歌来记录和表现工人生活，就像会议主办者诗人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所收录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工人诗歌，不再是他们、他者的故事，而是“我的”、“我们的”声音。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工人生活、工业经验，对于早已市场化或圈子化的文艺创作来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生命感。 新老工人：相遇的契机参加诗会的工人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国有企业的工人，二是来自民营工厂的打工者。最先发言的几位略微年长的诗人，如田力、老井、绳子、马行等，大多来自煤矿、炼钢厂、油田等国有企业，而随后发言的几位年轻的诗人，如郑小琼、池沫树、阿鲁等基本上是新工人。郑小琼在会上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民工、打工者与传统的工人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都从事工业生产，但彼此的工厂经验完全不同。确实，农民工和老工人是不同的，国企工人起码是城里人，而农民工的身份则是农民，他们在社会待遇和生存境遇上很难共享一个“工人”的身份。在诗人们造访的这个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博物馆中，当带有国企身份的工人“意外”到场之后，他们成了这个博物馆里“真正的”主人，反而新工人更像是一群外来的冒充者。这既提示着“工人”在当下中国意味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和主体，又说明新工人还没有稳定的社会身份，就像他们在城市空间中过着居无定所的寄居生活。这种老工人与新工人的尖锐对比，说明新老工人之间的历史断裂和隔膜。在历史和社会空间中，老工人与新工人很难相遇，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人生轨迹中，形同陌路。当谈论老工人和新工人时，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如老工人涉及毛泽东时代“工人当家作主”、90年代的国企转型、工人下岗等问题，属于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问题，而新工人则是农民工进城、维护打工的合法权益、能否返乡等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所带来的问题。这种历史的隔绝使得新老工人无法分享彼此的历史经验。正如新工人很难体认老工人从毛泽东时代的“共和国长子”到改革开放时代沦为社会底层的“冰火两重天”。同样的，生活在国有企业中的老工人也很难真正理解新工人的绝望感，他们的诗歌中也不会处理富士康工人自杀的问题。这种新老工人之间的社会与文化断裂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次诗会的意义就在于以诗歌的名义，给老工人与新工人创造了相遇的契机，让他们可以相互倾听各自的历史与现实际遇。其实，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命运是相连的，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与几亿农民工进城是同时发生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让“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工厂瓦解（甩包袱），另一方面把农民转化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廉价劳动力（后发优势）。 80年代：“工业田园”与“共和国之子”从《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中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工人身份：一种是诗人身份;二是生活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三是进城打工者、新工人。这3种身份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业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工厂中亮丽的、带有音乐感的工业体验，另一种则是“世界加工厂”里的工人所遭受的异化的、压抑的工业生活。对于如舒婷、梁小斌、于坚等在诗歌中处理过工人经验的著名诗人来说，工人是他们7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之前的人生阅历，七八十年代之交，他们用诗歌来追忆往日的工厂生活。此时，他们作为大学生、专业诗人，与工人身份已经完全没有关系。这种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与工人（体力劳动）的阶层分化也是80年代新启蒙时代的产物之一。在一般的文学史论述中，很少谈及这些著名诗人的工人身份，也正是借助“工人诗歌”的命名，让我们看到这些当年开风气之先的朦胧诗人与工人、工业的隐秘关系。舒婷在《流水线》（1980年）中描述：“在时间的流水线里/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我们从工人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在我们头顶/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在我们身旁/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流水线”不仅不是现代性经验中压抑、重复的异化劳动，而是和时间的流逝、夜晚、星星、小树等有关的意向。随后，诗歌呈现了“我”对这种流水线生活的感受：“星星一定疲倦了/几千年过去/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因此，诗歌最后是“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这也是80年代之初用个人主义来批评集体化的“从不更改”的疲倦生活。不过，依然能够读出“时间的流水线”中流淌着的“美感”，这是一幅社会主义工厂的“工业田园”。这种工业的音乐感被梁小斌直接叙述为一种《节奏感》（1979年），如“是血管里迸进了自由的音符/我们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在80年代的口语诗人于坚的《在烟囱下》（1983年）中，烟囱也不是城市的污染源，而是城市的注视者，“它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