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docVIP

“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摘要：“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项目名称 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涉及许多专题、但尚无探讨其名称悖论的研究成果。本文先以认可其名称为前提阐述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与译名、性质与功能、保护与规划？然舌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案例，分析“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并指出了由名称悖论导致的“遗址”（保护区）变顷为“公园”（休闲区）的严峻问题，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与管理者商榷。关键词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迄止2015年5月10日，题名包含“考古遗址公园”的相关中文期刊文献，通过中国知网可搜索到ioO篇左占，而在英语文献中，没有发现由西方学者撰写发表的题名包含“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章。可见，“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特有的遗产项目名称。自“遗址公园”名称出现（1984年第一次出现于报端、1985年第一次出现于学术期刊）以来，中国学术界于2009年首次提出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I引。有关考古遗址公园的中文文献，涉及了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文化展示，旅游、大遗址保护、建设发展、保护利用策略与认识思考。具体案例涉及17个省（市、区）的大遗址。但尚无质疑“考古遗址公园”名称的文献，本文即就此专题，以圆明园遗址为案例，谈谈笔者一已之见。一、“考占遗址公园”的名称与译名标准地名包含两个部分：专名与通名。如“北京市”，“北京”是专名，“市”是通名。在历史行政沿革中，有些通名会演变成专名，如历史时期的“景德镇”，“景德”是专名，“镇”是通名；但现在的“景德镇市”，“景德镇”是专名，“市”是通名，“镇”被专名化了。“考古遗址公园”中的“遗址”（或“考古遗址”）与“公园”原本均为通名，但命名于具体的遗址（或考古遗址）地时，“遗址”（或“考古遗址”）已成为专名的一部分。如西安的“大明宫遗址”（或“大明宫考古遗址”），“大明宫”是专名，“遗址”（或“考古遗址”）是通名，但在“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中，专名是“大明宫考古遗址”，通名是“公园”。据UNESCO世界遗产中心网页，迄止2015年4月底止，共有161个签约国的1007项世界遗产项目中，共有46项以“考古……”（表1）、109项以“……公园”（表2）为名称的世界遗产项目，其中“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28项、“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 87项、“考古公园”（Archaeological Park）4项。没有“遗址公园”或“考古遗址公园”。由于“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的独有命名，因此，当我们与国际接轨时，就十分必要使用恰当的英译名称。相对于中文“遗址”的英译词有ruin（未经考古发掘的遗址）与site（经考古发掘的遗址），因此“考古遗址”拟译为archaeological site（考古发掘地）。而“大考古遗址”，拟译为archaeological ensemble（考古群址）或archaeological area（考古区域）或archaeological zone（考古地区）。“遗址公园”可译为ruin park（未经考古发掘的）或site park（经考古发掘的）。“考古遗址公园”可译为archaeological park，即“考古公园”，因为，经考古发掘而被保护所建立的公园，一定是“考古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译为national archaeologicalpark。二、“考古遗址公园”的性质与功能“考古遗址公园”的性质，因具体遗产地遗存内容不同而略有不同，但必然是历史遗存的场所，具有可观可赏的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而如何规划，完全取决于该“公园”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从世界遗产视野看，“考古遗址公园”首先是“遗产保护地”，所有其他活动，均须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在这一性质上，“公园”完全等同于“保护区”，而不是一般的城市公园。“考古遗址公园”的功能决定于其性质。其遗产保护地的性质，首先决定了其具有遗址博物馆（可棚厅封闭式、亦可露天敞开式）的功能。在现实案例中，可以找到许多“考古遗址公园”正发挥着科学研究案例地、大众教育基地、旅游休闲目的地、城市或城郊绿地等的功能，这是因为它们拥有着丰富的文化景观与良好的自然景观与环境，而其前提是“遗产保护区”。三、“考古遗址公同”的保护与规划由于“考古遗址公园”是遗产保护地，而遗产保护的最高原则，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准则，是保护“遗址”（或“考古遗址”，包括遗址的本体、组成部分及其环境）的原真性与完整性。而“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规划与发展规划，仍然需要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公约操作指南的各项条款，根据各处“考古遗址”的历史与现状，因地置宜地编制，切实可行。需要强调地是，保护一处文化“遗址”的完整性，不等于重建该处“遗址”在被成为遗址前的未损实体的完整性，更不等于在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