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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集中若干问题的探讨摘 要：长期以来，主流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土地过分集中激化了阶级矛盾，引发了农民起义，从而引起了王朝更替和历史循环。作者认为，这一观点实际上夸大了历史上土地集中的程度，忽视了土地集中对农家经济的积极影响。关键词： 土地集中 分户析产 问题探讨土地集中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必然涉及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集中问题长期以来被夸大了，拟就历史上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集中影响进行探讨。一、历史上土地集中程度关于中国历史上土地集中问题，近三十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利用史书、方志、诗文、地方档案、家传史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等方式，结合经济学和统计学，证明特定区域内并不长期存在大规模的土地集中。刘正山根据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中有关浙江遂安县两个区的数据，整理得出这两个区“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实征册中，有50户农民没有土地，占13.3%；拥有土地不足3亩的农户占56.2%。但是，占地40亩～100亩的富裕户为0，占地100亩以上的地主也为0。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在5亩左右……宣统元年（1909年）的实征册中，无地农民占34.6%，比重较高。35%的农户拥有土地不足3亩。25.9%的农户拥有3亩～15亩的土地。占地40亩～100亩的富裕户为0.8%，占地100亩以上的地主为0”[1]。从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两个地区在同治元年（1862年）、宣统元年（1909年）都不存在土地大规模集中现象。张一平在《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中根据江苏档案馆的档案及相关文献对苏南区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进行统计，得出土改前，苏南大致只有18.03%～34.5%的土地为地主所有，中农与贫雇农占有约50%的土地。其认为这并非传统上认为的“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2]。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和调查成果，可以发现至少从明清以来，中国在特定区域内不存在土地长期大规模集中的现象。实际上，中国不可能出现土地长期大规模集中，原因就在于“分户析产”。“分户析产”就是诸子分家立户，平均分割原大家庭的财产。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原来的大家庭占有大量土地，分户析产后，原来集中的土地也会被均分成若干份，归不同的人所有。如此代代分下去，土地规模只会越来越小，难以长期集中。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户析产制度下，中国不可能存在土地长期大规模集中情况。然而，土地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呈集中状态却是可能的。二、土地集中的影响历史上，由于存在土地私有制，并且允许土地买卖，土地集中现象确实存在，只是这种现象不像传统认为的那么严重而已。另外，土地集中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是罪恶之源，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笔者认为土地集中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非正当集中手段所致，而不是土地集中本身的影响。建立在正当手段上的土地集中，即由于等价买卖而造成的土地自然集中，恰是使生产力进步的因素。土地的非正常集中往往使农民积怨日深，从而扩大阶级矛盾。如果此时再加上朝廷繁重的赋役和其他天灾人祸，则矛盾必定激化，造成农民起义等社会大规模动荡，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此时，土地的非正常集中便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如果说土地集中本身会带来消极影响则是错误的。实际上，土地集中本身是不会造成消极影响的。上述现象之所以造成不利后果，关键就是扩大和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土地正常集中情况下，阶级矛盾是不会因此被扩大的。相反，土地自然集中会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首先，土地集中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王守栋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集中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西汉“武帝时土地的高度集中，并未导致王朝的衰亡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却达到了汉兴以来的强盛”[3]。其认为，土地兼并直接促使当时最先进的农具“大犁”的推广，为“代田法”和“区种法”的推广提供了条件。因为大犁需二牛三人，犁头笨重，价格昂贵，一般五口之编户小农，无力承担，即使买得起，也无法使用，只有在地主庄园上，大犁才有用武之地。代田法和区种法对于一家一户的小自耕农也难以完成。其次，土地集中有利于农业投入的扩大和农业设施的完善。土地集中意味着土地的规模经营，改变了原来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使土地地块完整而集中，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设施完善效率。在这一层次上，农具、品种、水利设施等都有条件扩大使用。另外，土地集中意味着土地由多数人流向少数人，意味着部分劳动力失去土地。这部分劳动力中许多人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手工业者或商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手工业者以当地农产品为主要原料，从事商品生产；商人从事区域间商品的交换活动，这都大大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就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活动有莫大关联。因此，笔者认为土地集中本身能够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土地集中意味着土地由分散走向规模经营，从而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投入的扩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