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文书约束力的文化哲学审思.docVIP

清水江文书约束力的文化哲学审思摘 要：清水江文书是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特定经济基础和地域文化的历史产物，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深入考察其约束力之来源和作用方式，可知它不同于纯粹法律意义的契约，而是介于礼法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它在法的外形中内涵着传统礼文化的精神。准确把握清水江文书约束力的来源及性质，对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关键词：清水江文书；约束力；礼法之间；文化学；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2-00-02留存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民间文书近年来日益引起世人关注，其富含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文献学、档案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围绕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可谓路数纷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一个前提性的关键问题还有待思索，那就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来定性这一大批民间文书资料？可否无区别地一概视之为契约文书？毋庸置疑，从形式上看，这些文书确实具备契约的形式特征，但是，是否应该追问一下：这一批具备契约之形式的文书是否具备契约的真正精神内涵？即便我们可以笼统视之为契约文书，也可以再问一下：这种黔东南“土生土长”的契约与原本意义的契约能否相提并论？这些问题恐怕并非无谓，而涉及到该如何定性一个事物的问题。定性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性质不定，则物象不明；物象不明，则意义不清；意义不清，则难免乎盲人摸象。一、清水江文书只具有法的外形清水江文书普遍存在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在清朝到民国时期几乎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事务，涉及田产、菜园、屋基、山林等的买卖，同时还包括典当、租佃、借贷、抵押、对换、借讨、赋税、婚姻、继承、丧葬、族谱、纠纷处理等等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关系和人伦秩序，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对这样一种内容多样、普及到日常生活的文书，我们可否遽然视之为一种契约？如果视之为契约，则等于承认它是一种法律文书。一种法律文书在民间如此普及，渗入百姓生活如此深广，几乎达到一种人伦日用的状态，这不禁让人发问：既然一种法律文书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难道当时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已经是一个法治程度很高的社会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深加考察，可以发现，清水江文书虽然具备契约的形式，但并不具备原本意义之契约的内在精神――即西方意义的契约所包含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精神要件，也不具备现代市场社会所强调的私人契约和公共契约的理念。严格说来，清水江文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发展到近代产生较大规模商品流通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民俗现象，它不具备充分的法律意义，也不是纯粹的礼俗。准确地说，清水江文书是介于礼与法之间的一种特殊存在，它具有法的外形，而贯穿着礼的精神。之所以说清水江文书只具有法律（契约）的外形而不是纯粹的法律文书，理由如下：（一）从文书签订程序看大多数文书都是在无官方参与、不关注国家律法具体规定的情境下，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约定中人来签订。而且，大多数文书的内容仅限于陈述事实，表明态度，末尾只是签字，很少画押或盖章。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文书所约定的内容完全是双方协调而来，其协调过程是由中人作证或主持的相互说情讲理，这一过程是完全独立而自洽的，与官方或其他公共组织无关。不难看出，由这样一种程序而产生的文书，其礼节意义浓于法律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二）从文书通行面看大多数文书是在熟人社会中签订的，其通行面也限于熟人社会。这些文书之所以出现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与当时木材贸易的兴起密切相关，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可以概括为熟人社会，不管是签订文书的双方，还是双方共同约定的中人，均可以定位为熟人，至少可以定位为熟人社会（乡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我们虽无法断定这种文书能否通行于生人社会（市民社会），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当时文书通行的社会就是熟人社会（乡民社会）。在熟人社会中签订的文书，其礼节意义大于法律意义，其礼义约束大于法律约束。（三）从文书约束力看从大多数清水江文书来看，其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记忆功能，二是约束功能，而且第一项功能决定（指向）第二项功能。清水江文书的末尾一般都有“恐口无凭，立此为据”、“今欲有凭，立此存照”、“恐后无凭，立此据为实”等语，这说明立文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无法改易的凭据，即文字凭据。因为口说无凭，而且容易忘记，立为文字之后，就获得了固定的凭据，从而获得一种约束力。“固定”是约束力的保证。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文书有没有约束力（没有约束力的东西不可能广泛通行几百年），而在于其约束力的来源和约束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从清水江文书施行的客观效用来看，可以说是普遍有约束力的，违反文书而诉诸法律的案例非常少（不是绝对没有）。这就很值得探究，这些文书的约束力究竟来自何处？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如何？二、清水江文书约束力的内在根据是礼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