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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自由观批判 2012年01月07日 22:32:09 邓晓芒/文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被公认为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对自由的论述已经成为定义自由主义的经典”，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甚至被一些人称为‘自由主义的宣言’”[1]。近年来，柏林的自由主义学说在我国学术界也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一窝蜂地引证柏林的观点。这与柏林的思想通俗易懂同时又有很强的针对性不无关系。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学术界，柏林的思想在《自由四论》发表前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批评，以致于他本人陷入长期艰难的自我怀疑和自我修正之中，使得他这本书历经16年的难产、拖延到1969年才出版，而且直到他去世年后的2年才由该书的编者按照他真正希望的样式（即《自由五论》，也就是《自由四论》的扩充版）编成面世[2]；与之相反，中国学者在知道了伯林的自由观点之后，却一直没有出现有份量的批评，而只有一味的赞扬和人云亦云[3]。本文对伯林的观点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他影响最大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其目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他作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的卓越贡献，而是要在学理上澄清一些糊涂观念，提升我们在自由概念上的理解层次，减少一点盲目跟风的习气。 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定义 伯林在学术立场上无疑也属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尽管他本人是俄国移民），具有英国经验论者的那种重视实际经验、反对玄想和思辨的理论倾向。但他并不满足于经验主义的过于就事论事和追求表面效果，而是力图从经验的东西中找出概念上所能够据以立足的根据。因此，虽然他如同经验主义一样，一开始就把对自由的讨论范围局限于“政治自由”这种比较可以实证的层面上，而不屑于抽象地谈论一般自由的哲学概念，但他仍然努力从政治自由中归纳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对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有时是相当思辨的。他说： freedom或 liberty（我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遵从许多先例）我将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这两个问题是明显不同的，尽管对它们的回答有可能是重叠的。（伯林：《自由论》第189页，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我们先来看看“消极的自由”。在这里，“消极自由”的概念表面看来是十分清晰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很明白的。消极自由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第189页）。因此什么是消极自由，这似乎只要把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干涉的那些事情经验性地罗列出来就清楚了。但进一步的思考却表明，事情远不是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区别“能够”或“不能够”的标准？一个人总是倾向于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受别人阻碍地行动，但事实上总是不能够完全如愿，甚至在很长时期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完全不能如愿，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来划定我们必须保有的“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第194页）。这个领域，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如贡斯当、柏克、穆勒等）所开列的“清单”有所不同，它取决于人们对于“人性的本质”的理解。而由于这种理解“曾是且将是无尽的争论的话题”，伯林没有在这上面花费力气的兴趣，但他坚持说，无论如何，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就是在虽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界内不受干涉”（第195页）。 自由就是不受干涉，这的确再简单不过了。但在什么范围内不受干涉？如果不深入到“人性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不探讨人类自由概念的变迁史及现实的人类历史，那么“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界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我们可以设想，奴隶时代的奴隶所拥有的“自由”就是“免于被吃掉”的自由，但我们今天并不把奴隶称之为“自由人”，我们认为还应该有更多的内容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自由的”。但问题在于，这些不断增加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标准和限度。今天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内容如财产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等，在若干年以后或许也会被认为需要进一步增加（如当今国际上“废除死刑”或“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趋势所表明的），有些则会逐渐消亡。既然奴隶当年的“免于被吃掉的自由”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现代人对于吃人肉有种本能的拒斥），那么将来财产权和信仰自由也有可能失去意义。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标准，那么消极自由的这一变动不居的疆界怎么可能“清晰可辨”？再者，一种消极自由的增加难道最初不是被世世代代的人们作为“积极自由”、当作“理想”而努力去争取，甚至付出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