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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初步研究专业：财政学姓名：刘雨欣学号：214020203008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求“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见，财政改革是当前新一轮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由于财政制度改革内容繁多，本文仅就财政制度改革中财政分权的部分问题做简单论述。关键词：财政改革 财政分权 支出责任一、关于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伯特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之后由马斯格雷夫、斯蒂格勒、奥茨等经济学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仅仅是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利更多的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的反应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可以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代表公民意见的状态。蒂伯特（1956）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因此居民的流动性将会引起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搬迁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斯蒂格勒（1957）从两条原则出发阐述了地方政府存在以及分级管理的必要性。一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能够更加了解辖区居民的效用和需求；二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人们有权对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进行投票表决。为了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决策应该在最低的政府层级进行。奥茨在（1972）吸收了蒂伯特模型的特点，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了解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由下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效率会更高。除上述理论外，有关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解释，还有特里西的偏好误差理论、马斯格雷夫的分权思想以及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等。就世界范围来看财政分权理论当前的最新现状，分权已成为了一种大趋势，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已不仅仅局限在财政领域，而是更多的关注其对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实验联邦主义和制度创新、财政分权与腐败、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几个方面。二、我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现状（1）中国的财政仍过于分权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王绍光（1997）指出，一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或支出的5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10%，当一个国家在四个方面全部低于上述指标的话，就可以说超出分权底线了。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当时中国已经超出了底线。 姚洋、杨雷（2003）认为，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但他们不赞成通过把权利从地方收回的方式来纠正目前的分权倾向，他们提出要通过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以法律形式对各级政府额的权利进行严格划分，增强分税制对各级政府的立法约束，以杜绝各级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楼继伟认为，一方面中央与地方支出比例、中央政府公务员比重等指标以及层级管理的方式显示，中国是过度分权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干预几乎涵盖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就此意义上说，中国又是高度集权的国家。但楼继伟(2010)总体上将中国列入过度分权状态，认为大量本该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全国性事务在由地方政府承担，财政和地方分权需要一个重新集权的过程。（2）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新划分收入之前，并没有对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由此导致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制约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承担，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同时，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的事项较多。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地方承担了一些不适合承担的事务，而中央不得不通过设立大量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对地方给予补助。这种格局不仅容易造成资金分配“跑部钱进”、“撒胡椒面”现象，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