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征婚广告话语的文本结构探析.docVIP

民国征婚广告话语的文本结构探析摘 要：中国征婚广告依托民国报刊的兴盛得到快速发展，民国时期征婚广告话语具有推进婚姻观念变革等更为丰富的社会再现意义。借鉴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对民国时期征婚广告话语的文本结构进行了解读，为后人开展征婚广告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两个向度的考察提供基础。关键词：民国征婚广告;话语;文本结构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80-02当前电视媒体出现了许多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节目，这些相亲节目可以说是青年男女借助电视媒体实现择偶的一种形式，是青年男女在公开场域为自己做的征婚广告。一、追溯中国征婚广告的出现“征婚广告”是指征婚广告发布者将征婚者及其择偶对象等相关信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期达到选择理想配偶目的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中国媒体上的第一则征婚广告刊登在1902年6月26日的《大公报》上①，其中“南清志士某君”提出三条择偶标准：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这三条择偶标准代表了国人当时关于妇女问题的三种最新观念，这则征婚广告一方面呈现了时人婚姻价值观的变化，广告刊登后又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著名女权运动领袖林宗素女士曾专门给《中外日报》写信评论这则征婚广告，这个过程又体现了征婚广告对社会婚姻价值观的影响和建构意义。1905年王建善刊登《敬告女同志》的征婚广告，②征婚者不仅限于自己求偶，并首次引进了国外书信往来以结良缘的新方法，之后又编订通信订婚法并出版，可见他已不完全在为自己征婚，而是向国人介绍新的婚姻观念，《通信订婚法》再版广告中提到：“此书印刷不多，出版后立即售罄”，也说明征婚广告对当时社会青年男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海《妇女杂志》1924年专门刊载了一个征婚广告讨论专栏[1]，其中选编了14篇征婚广告的讨论文章，由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通过报纸这种大众媒体刊登征婚广告自由择偶，这种方式转变对社会婚姻观念变革具有积极建构意义。笔者认为，中国的征婚广告正是依托民国报刊的兴盛得到了快速发展，民国时期征婚广告话语也具有推进婚姻观念变革等更为丰富的社会再现意义。二、征婚广告话语的分析框架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1952年首次提出“话语分析”一词，开始了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20世纪中期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文学者也开始关注话语研究，今天，“话语”已经有了更为宽泛的外延，电影、广告、新闻、音乐、绘画等都被视为一种话语形态。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并在其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三个向度的分析框架：即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范围内分析话语。文本向度主要侧重从文本结构等方面分析话语;话语实践侧重研究文本生产、分配与消费的过程，包括对经济、政治和制度等社会因素的考察;最后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则致力于揭示话语、意识形态和霸权间的关系[2]。由内及外地形成了从描述到解释的分析过程。“话语”是一系列文本，由众多符号和言语构成，话语也是一面镜子，可以记录社会变革并反映时代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因此话语又具有强大的建构力量，建构话语主体和客体，话语是社会变迁的敏感标志。民国时期的征婚广告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征婚者将自己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收入、财产、婚姻状况等隐私内容刊登于报纸，属于私人话题在公共领域的话语实践。三、民国征婚广告话语文本结构的五个组成部分梵?迪克认为文本分析可以被组织在四个标题下：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他们主要涉及文本的形式属性，研究范围是逐层递增的，其中“文本结构”除了包括文本以何种方式和顺序得以连接，有些类型文本还涉及文本的习俗。笔者认为对文本结构的认知是了解民国时期征婚广告话语的第一步，在对文本结构有了清晰了解的基础上可以展开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两个向度的考察，故本文先重点进行文本向度的解读，为后人开展征婚广告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两个向度的考察提供基础。依此笔者翻阅了1912至1949年间的《申报》《大公报》以及《世界日报》，发现因办报理念、经营推广以及地域文化差异等原因，各报纸中征婚广告出现的时间、频率以及数量会有较大差异，但是从文本角度看，却都有着相似的文本结构，主要有以下五个部分组成：征婚者自身的理想表述;征婚动机描述;征求对象诉求;交往办法说明;联络方式。因征婚广告的传播主体主要是个人，也就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话语表述，有的征婚广告长达739个字[3]，有的则只有20个字[4]。但其话语陈述基本是按照以上五个部分的顺序展开的。1.征婚者自身的理想表述纵览民国征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