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语文研究要重历史借鉴.docVIP

真语文研究要重历史借鉴语文独立设科已有110多年，而且此前也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没有古代的语文教育，就没有现代的语文课程，更何谈当代的语文课改。因此，真语文研究一定要注重联系历史，假如割断了历史，就会成为假语文。我认为，在假语文泛滥的当下，必须研究民国时期的语文教学，从中找到语文的真正内涵。自1912年到1949年上半年即民国时期，这个时期的语文叫作“国文”“国语”。这段时期语文教学形成了一个高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高峰？高峰之“高”体现在哪些方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1912年到1949年上半年我国在语文教学研究上都有哪些成果，这些成果流传到现在都有哪些？我推荐大家读这两本书：第一本是《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第二本是语文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语文教育工作者要从书中总结观点，提出问题。第一本书我看了18遍，思考了如下问题：第一，语文教学的真价值是什么？夏?D尊先生认为，语文教育的真价值有两句话：我们不能只从国文学国文，我们不能只把国文当国文学。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学习语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内涵；二是通过语言的基本内涵来表达情感内容和态度。因此，我们不能只从国文学国文，不能只把国文当国文学。以此来评判目前的语文教学，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假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假在什么地方，伪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样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语文教学的真价值――除了表达、表现之外，还有民众的一些基本精神。第二，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就会陷入假语文的泥潭。关于这个问题，民国时期有很多论述。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中指出：“按国文教授之作用，不外形式实质二端。形式以涵养能力，实质以陶冶心性。”“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学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叶圣陶、朱自清先生的态度更为明朗，他们在《国文教学》一书中直白地表述：“国文教学固然要重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训练。”“国文教学诚然是（精神训练）这方面的有关科目，但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科目……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要的。”这一时期，陈启天、蒋伯潜等也先后明确地提出类似识见。把培养语言文字能力的基本任务定为语文教学的“主目的”，几乎成了民国时期学界的共识。第三，语文教学中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近年来，语文教学中师生关系的定位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推崇把学生当成学习的主人，把老师当成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就是“师道尊严”。如果没有师道尊严，学生就没有向老师学习的动力。现在很多学生瞧不起老师，不向老师学习，向自己学习，这样能学到什么？学习的成效令人担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正确处理师生关系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所在。第四，语文教学中如何正确把握讲读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现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在《初中国文之教学》一文中所说的：“读书教学根本的精神，是的确要使学生能读书，而不单成为教师的讲书……教师的职能，在诱起学生的兴趣，帮助他的了解，指导他的学习，督促他的努力，考查他的成功。”语文课要精读精讲，这没有问题，关键是教师该怎么讲，如何讲才能让学生愿意学语文。此外，还有写作、口语交际、诵读、知识和能力、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等若干问题。如果要把这些问题都搞明白，就必须把民国时期的语文教学研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我认为，在假语文泛滥的当下，还需要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课程改革，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第一次课程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课程标准和学科教科书。叶圣陶先生为了给编辑新的语文课本提供参考，于1949年8月专门拟定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第二次课程改革是在什么都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语文课程也就基本上参照了苏联的教学大纲与教学模式。到了1956年，使用了《汉语》《文学》等分科型教材。第三次课程改革是在全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跃进”高潮的背景下，提出语文要跟政治相结合，要跟生产劳动相结合。和这两者一结合，语文就不成为语文了，语文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就没得到应有发挥。语文教材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第四次课程改革是在1959年至1963年期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当时的指导思想，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文道之争）写进了大纲，明确了学科的性质、教学规律和方法。在语文基础知识的构建上提出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体系。第五次课程改革则迎来了语文教学的春天，是在“十年动乱”对语文教育破坏的背景下，以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语文教学个性的回归。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