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docVIP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来源：智识学术网 | 发布日期：2010-11-27 | 作者：王记录 】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一、官方纲目体史籍的编纂与宋学 康熙、乾隆二帝对于宋学的代表——程朱理学非常推崇，着力提倡。他们之所以如此，按萧一山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朱子主张尊君大一统，便于统治者利用”[2](P52)。何兆武也认为他们“表彰理学，意在强化尊君大一统的思想”[3](P134)。清廷以朱熹配享孔庙，把一批身居显宦的理学家——诸如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树立为“理学名臣”，就是看上理学在维护自身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与提倡理学相联系，清廷特别注意设立史馆，摹仿朱熹《通鉴纲目》编纂纲目体史籍。在中国史学史上，朱熹《通鉴纲目》一书具有特别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在这部书中，朱熹把天理、纲常、名分等理学观念转化为历史的论证，通过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等笔法义例把理学思想融会到历史之中，把历史当作格物穷理的手段之一，阐扬纲常名分的合理。康、乾二帝提倡理学，依照朱熹《纲目》设馆修纂纲目体史籍，实际上就是看上这种史书体裁最适合表达统治者的思想，最适合从思想深处论证现行统治的合理。可以说，纲目体史籍的编纂，是清代官方史学与宋学发生联系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统治者褒贬议论、抑扬人物、评断史事，阐释微言大义，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政治意志。他们的这种做法，在理学式微的清代，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康熙皇帝一生都非常注重经史的学习，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非常感兴趣，在倡导经筵日讲的同时，要求经筵讲官进讲该书，“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作何撰拟讲章进讲，尔等奏议”[4](卷5)，结果议定进讲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康熙看来，经史同等重要，“经史俱关治理，自宜进讲”[5](卷89)，于是把讲解经书与讲解《通鉴》结合起来。对于经史关系，康熙这样看待：“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详于经，治天下之事莫备于史。人主总揽万机，考证得失，则经以明道，史以征事，二者相为表里，而后郅隆可期。”[6](卷19)还说：“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4](卷12)由于康熙皇帝认识到经史之学在治理天下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故而加紧研习，亲手点定朱熹《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诸书皆以朱书手自点定”[5](卷121)，并发表心得评论，此后《通鉴纲目》馆即据此编辑成《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和“续编”。康熙还谕令把朱熹《通鉴纲目》翻译成满文，颁赐给满洲大臣，并在序言中自称“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爰于内廷设立书局，命翻译呈览，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朕念是编所记述，皆有关治天下国家之务，非等于寻常记载之书，法戒昭然，永为金鉴。凡我臣工，其各殚心观摩，以体朕黾勉法古之意”[5](卷150)。对于《纲目》在史学上的地位与特点，康熙这样认为：“史之有传，其体有二，纪事编辞，发凡起例，而褒贬之意寓于言外，俟观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传也，涑水之《资治通鉴》宗之。据事以断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夺之不可假，如折狱然，此公、谷之传也，崇安之《春秋传》宗之。二者缺其一，则史学不备。朱子作《通鉴纲目》，纲仿《春秋》，目仿丘明，罗十七代记载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贬之法，论者谓接统《春秋》，不虚也。”[7](P581)给《通鉴纲目》以很高的评价。康熙推崇宋学，在当时学术界反响很大，昭梿云：“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宿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令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世所能及也。”[8](P6) 正因为注重学习经史，康熙朝设馆编纂了很多经书和史籍[③]，使官方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中《御批通鉴纲目》及前编、续编和《鉴古辑览》的编纂，则直接承袭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对于《御批通鉴纲目》编纂的意义，康熙帝说：“千百年来，微言大义，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笔削为断，所从来尚矣。……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之，纲以提要，目以备详。岁时列于上而天统明，章程系于下而人纪立。增损精切，予夺谨严，庶几《春秋》大居正之宗旨欤……朕几务之暇，留神披阅，博稽详考，纤悉靡遗。取义必抉其精，征辞必搜其奥，析疑正陋，厘疑阐幽，务期法戒昭彰，质文融贯……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胪如指掌，即子朱子祖述宣尼维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潜孚默契于数千载之下。是则朕敦崇古学、作烝新民之至意也。”[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