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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处分浅析 一、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 王泽鉴在其《民法概要》中谓之：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乃民法上的任督二脉，且贯穿整个民法。所谓负担行为，指以发生债权债务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亦称债务行为或债权行为，包括单独行为（如捐助）及契约（买卖、租赁等）。负担行为的客体为给付，因其作成产生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处分行为，指直接使某种权利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区分为单独行为（如所有权的抛弃）及契约（如抵押权的设定）。此处的契约是指产生权利直接变动的物权性契约，即是一种物权行为。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法律实益在于：1、处分行为适用所谓标的物特定原则，即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至迟于其生效时，其标的物须属特定，并须就一个标的物作成一个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一物一权原则），而负担行为不受其限制；2、有效的处分行为，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要件。无处分权而处分权利标的者，为无权处分。而负担行为，则不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必要。 二、物权行为有因性、无因性 当事人之间作成物权行为多因为履行债权行为所生的给付义务（在买卖合同，出卖人有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此为一种物权行为；而买受人付款给出卖人，也是转移货币这类特殊的物之所有权的物权行为）。民法学说上将债权行为（负担行为）称为物权行为（处分行为）的原因力。由此，发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行为是否同其命运？这便是民事法律中争议颇大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而选择有因或者选择无因便会产生一系列民法立法体例结构的不同。 首先，来看看物权行为无因性在案例中的适用效果。例：甲将A物卖于乙，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交付了标的物与货款。此后甲发现该买卖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存在可撤销事由（如欺诈），遂诉诸法院，法院判决该合同无效（或撤销）。当甲根据判决要求乙返还A物时，发现乙已经将A物卖给了丙。在此案例中，虽然甲乙之间的债权行为（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但根据物权行为无因理论，物权行为不受原因行为的影响，甲转移A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仍属有效。其后乙将A物卖于丙，并不存在无权处分，丙纵属恶意（在以下的分析中，笔者均假设第三人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况）也取得了A物的所有权。此时，甲失去了A物的所有权。甲并不能直接向第三人丙主张任何权利，甲只得援用不当得利请求权来向乙主张返还转卖A物所得的价金。 再来看看我国的民事立法在处理此类案件中的适用，在排除丙善意取得的情况下，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因债权行为自始无效，物权行为受其影响，也属无效或被撤销，A物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仍属于甲。那么乙将A物卖于丙（恶意）的行为就属于无权处分。甲可援用《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甲为A物的真权利人，对于乙的无权处分，可在乙丙签订买卖合同后不予追认，则乙丙之间的买卖合同属自适无效，则甲可直接起诉丙要求其返还A物。在甲和丙的诉讼中，甲持有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此前其起诉乙，法院的生效判决，而援用的法律规定除《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外，还有《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物权法第106条：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此条是我国对于无权处分涉及物权变动后，给予真权利人以直接的“追回权”。) 三、因是否采“物权行为无因性”对民事立法结构的影响（比较我国民法与台湾民法） 在庞杂浩繁的私法实务中，市场交易主体遵循契约自由原则，通过各种交易实现利益是当今市场经济的最为常见的现象。因为大量交易的发生，势必涉及到了物权的变动：买卖引起了所有权的转移、当事人为融资而抵押财产则产生了抵押权等等。这些问题，均要求民事立法提供市场主体明确清晰的法律条款予以保障。 1、是否采“物权行为无因性”，产生了不同的物权变动规范模式： （1）我国关于物权变动的规范模式采“债券形式主义”为主，“意思主义”为例外的规范模式。 所谓“债券形式主义”，简单公式即“有效债权行为+登记/交付=物权变动”。因为我国未采“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则物权行为的效力则受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的影响，也就不存在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在当事人作成某项债权行为（如签订买卖合同），债权行为“囊括”了物权行为，无需另外就物权变动达成合意而签订物权合同。而代之以登记/交付作为一种物权变动的合意，登记/交付行为在这里应解释为一种法律行为。在我国不动产与动产的物权变动基本遵循上述规则，为在机动车、船舶、飞行器此三类特殊动产情况下，加入“登记”来对抗第三人。 而所谓“意思主义”，简单公式即“债权行为=物权变动”，按照《物权法》第127、158、188、189条的规定，我国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动产抵押权、特殊动产集合抵押权四项权利中采用“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另规定登记作为对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