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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学霸，一半是情怀 　　2015年12月7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张淳映离开上海前往纽约。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发现朋友圈已被各家媒体关于自己的报道刷屏了，无数道喜的信息奔涌而来。 　　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采访别人，现在成了采访对象，有些不适，也难免窃喜。她在纽约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窄窗通向消防楼梯，楼梯紧挨着另外一幢高楼，这里既不通风，也缺乏光亮，只能靠着5盏灯对抗着幽暗。 　　每天鼓足勇气对抗幽暗现实的同时，另一个巨大的惊喜却在悄悄酝酿中。12月6日下午4点，罗德奖学金中国组委会打来电话，问她是否愿意接受罗德奖学金。 　　“Sure（当然了）。”她回答，她回忆说那就像电影中被求婚时说的那句台词。 　　由此，张淳映成为首批获得罗德奖学金的4位中国幸运儿之一。2016年10月，在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硕士课程之后，她将前往牛津大学深造。 “本科生的诺贝尔奖” 　　2015年8月，张淳映初到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落日让她一见钟情，但很快魔鬼式的教学课程打垮了她的自信。这位拥有浙江大学经济学与英文双学位、托福考试117分（满分120分）的“学霸”，成为了班上那20%英文最差的学生。教授几乎在每节课上都批评她的稿件，让她倍受打击。第一周，她瘦了5斤;第二周，作业常常不及格;第三周，18人的班级有3个国际生退学了;第四、五周，因为人越来越瘦，小时候带上的手镯竟然自动滑落了下来。 　　“每天教授点评后，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觉得自己可以写一本《如何做一个糟糕的记者》;而对于每天要做采访，她就当是出门打怪兽。 　　在收到哥大的通知书后，她在浙大的导师周生春建议她去申请罗德奖学金。几经犹豫，又发现报名截止期延迟到了10月9日，她就赶在最后时刻提交了自荐信。 　　英国罗德奖学金已有113年的悠久历史，它是依照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罗德的遗嘱而设立的国际性奖学金，旨在通过教育来黏合世界，寻找卓越、勇敢、仁爱以及拥有领袖气质的世界青年精英，资助他们前往牛津大学深造，为世界培养未来之领袖，从而减少国家间的冲突，达成和平、共赢的目标。因此选拔的目标不仅是智力卓绝，还兼具出色的性格、领导力和奉献精神的年轻人。 　　一直以来，罗德奖学金被称为史上最难申请的奖学金，每年申请者超过1.2万名，但最终只有83人能够脱颖而出，录取率仅有0.7%，使得罗德奖学金被称为“本科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每年可获得5万英镑（约合487450元人民币）的资助，用来支付得主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食宿、保险、旅行补贴和领导力培训计划等开支。一百多年以来，奖学金培养了约8500名学生，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青霉素的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宇宙观测学家埃德温?哈勃等。 　　罗德基金会中国理事长汤玫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初，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政策制定、疫苗和救援，这三个最重要、最危险的领导者都是由罗德学者来担当。基金会的口号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为世界的斗争而斗争，为世界上最值得战斗的事情战斗，这体现了罗德学者的世界情怀。” 罗德奖学金试水中国 　　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是罗德学者，也是罗德全球董事会中董事之一，他在麦肯锡的职业履历中最重要的一站是在上海的5年，其间他广泛参与了中国内地的慈善事业，并渐渐萌发“中国情结”。 　　尽管中国举足轻重，罗德基金会也不会为一个国家而改变原则。它从建立之初就与英国的保守主义文化一脉相承：不论世事变迁，坚持次序与传统。每年，罗德基金会有两个正式的董事会投票，以及三到四个小范围董事会投票，所有动议必须要求全体董事亲到牛津开会。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罗德基金会依然保持着低调和神秘。 　　显然，这种无处不在的保守传统下，很难迅速产生罗德奖学金登陆中国的方案。 　　在罗德基金会董事会和麦肯锡智库的帮助下，汤玫捷和其他3名志愿者组成的4人小组开始了相关调研，有的负责融资，有的完成政府流程，有的走访中国最重要的几所大学，对他们的奖学金和交流学生的计划进行深入了解。 　　 　　 　　 首批获得罗德奖学金的4名中国学生：（上起）巩辰卓、张婉愉、张淳映、任娜瑛。供图/罗德奖学金中国组委会 　　开始时，在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上，罗德中国项目小组还有些担心，但教育部和外交部的积极反馈打消了这个担心――重点学校重点宣传起步，全国开放选拔，并包括所有中国护照的持有者。 　　2014年初，一个由普林斯顿、哈佛、牛津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罗德方案10人组”成立了。他们将校长推荐与地区选委会制合并的模式提上议程，即在截止日期之前，先由校长把关，学校先行初试，并提供若干学校的推荐信，此后再由终审评委会进行4轮选拔。评委中既有罗德基金会成员，往届罗德学者，也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