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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权力监督的浙江“后陈经验” 　　2015年8月初，武义县后陈村村委会在办公楼前的公告栏里如期贴出了7月份的现金日记账，小到村便民中心买热水瓶的钱，大到村留地厂房装货梯的费用，支出金额和经手人都一目了然。不过，村民们已经不太专门去看了，经过便民中心办事的时候，才会看一眼。在武义县，能够做到每个月按时公开账目的村达到90%以上。武义县纪委常委陶洪波说：“村民看不看是一回事，公不公开是另外一回事。” 　　后陈村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015年8月，《南风窗》记者探访后陈时，正逢丽水市庆元县纪委来参观学习。后陈的名气越来越大。 　　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通过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成为农村民主监督、村级权力制衡的最早发端地。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实地考察后陈村，肯定后陈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做法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 　　此后的10年里，当地纪委推动与后陈村自发创造相结合产生的“民主监督”模式从全县试点到被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全国推行。今天，回望和审视“后陈经验”，将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基层权力监督需要突破的藩篱，以及未来如何在依法治国框架下运行。 　　 “暴发”起来后的矛盾 　　10年前，村民对账目可不像现在这样“冷漠”。后陈也是让县领导最头疼的一个村。 　　后陈村的“问题”是从突然有钱开始的。 　　2002年开始担任后陈村主任、2013年当选党支部书记的陈忠武将当时的剧变形容为“成了暴发户”。他对《南风窗》记者说道，2000年之后县里开发工业园区，金丽温高速公路也要从村里经过，两个项目征用了后陈村上千亩土地，征用款高达1900万元。在此之前，尽管靠着办砂厂、建鱼塘，村里已经有十几万的年收入，但仍属负债。 　　暴富之前，书记主任说了算。这随着村书记和主任开始掌握巨额征用款的支配权，矛盾日益显现。村书记落马的消息不断出现在武义县。2001年～2003年，武义县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农村党员干部147人，占查处总数的46.9%。 　　白洋街道办事处下辖的后陈村也难以幸免，与陈忠武“搭班子”的书记就因为经济问题而落马。“保险公司来拉业务，希望村里能把钱放到他们那里，利息是银行的两倍，这事村里讨论过，但是没向街道汇报。”陈忠武说，这名村书记被查处之后，他们才知道把其中30万元存到保险公司，他拿了3000元回扣，还涉及其他方面的经济问题。 　　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和不信任则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开始上访，大多村民要求把征用款全部分掉，一了百了。事态最严重的时候，乡长来调解矛盾，车也被村民掀翻了。在后陈村陷入僵局的时候，2003年下半年，原本在街道工业办公室任职的胡文法被派去“救火”。 　　“胡文法刚来的时候，连会都开不成，不要说村民代表会议，就是组织党员开会都成问题。大家坐下来就是骂娘。”陈忠武说，当时村两委晚上开会常常到凌晨一两点，大家讨论到底拿出什么办法来治理村庄。 　　分析村里“大乱”的原因，大家都觉得根源在于财务和村务不公开，商议之下，决定成立“财务管理小组”，由村民选3名代表，村支部和村财务各出一人组成。财务支出不仅要村主任、书记签字，还要财务小组审核签字，才能入账。同时，把财务账单张贴在村办公楼围墙外，让村民都能看到。 　　直到今天，后陈村仍然保持每月一公开，村里安装了华数点播之后，村民还可以通过电视查询原始票据。打开三务公开的页面，就可以看到每个月的财务报表。“去年，有村民反映，公告栏里只能看到账目，但看不到是怎么花出去的。我们就开了村联席会议，决定安装华数点播，8万元安装费和每年2万多的点播费由村里出，把每张发票都放上去。”陈忠武说。 　　“财务管理小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维稳”的现实需要，而将其上升到“监委会”，发展出一种能够广泛适用的村务监督模式，则离不开当时武义县主政者以及纪委系统的探索和支持。 老上访户高票当选 　　彼时，武义县人大科教文卫工委副主任钟国江是县纪委宣教室主任。“在纪委里面，应该说我是第一个去参与这项工作的。”钟国江对《南风窗》记者表示，2003年查处的一批村干部中，白洋街道就占了5个，他们希望县纪委能去协助抓一下党风廉政建设。2014年初，钟国江被安排到后陈这个“典型村”去调研。 　　“灵感”受到浙江另一个村的触动。据钟国江回忆，当时调研组无意中听说温岭市石塘镇金星村成立了“村民代表监督管理委员会”。钟国江说，金星村所谓的监委会是由村两委任命产生，后陈村要做的话，肯定要由选举产生，但是监委会这个名称，还是值得借鉴。 　　这一构想得到了武义县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骆瑞生的肯定，在后陈村此前已经自发成立的“财务管理小组”之上，“监委会”制度正式建立。2004年6月18日，监委会在后陈村挂牌。当天，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村务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