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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后普密蓬时期的政局走势与对华关系 　　2016年10月13日，泰国王室―保皇派的领导核心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的逝世，给泰国政坛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权力真空，军人集团与他信派系的政治矛盾恐将再次激化。泰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波及中泰战略合作的有序落实，长期来看，中泰关系保持既有水平相对容易，但推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发展则面临着挑战。 　　2016年10月13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陛下逝世，享年88岁。作为泰国王室―保皇派的领导核心，普密蓬国王逝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泰国既有的政治结构，并有可能使2014年以来有所缓和的“挺他信”（红衫军）与“反他信”（黄衫军）政治矛盾再次激化，从而影响泰国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以及中泰战略合作的有序落实。 　　普密蓬国王留下的权力真空 　　作为泰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普密蓬国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在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稳定器”作用。从1973年“10?14”民主运动中迫使军人总理他侬?吉滴卡宗辞职并流亡海外，到1981年和1984年先后两次协助时任总理炳?廷素拉暖挫败军事政变，再到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规劝军人总理素金达?甲巴允主动辞职，都以最直观的方式体现了普密蓬国王在化解泰国政治危机中的决定性影响力。 　　客观地讲，泰国在20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能够相对平稳地跨越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的多个重要关口，从而相对顺利地从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普密蓬国王的引导和协调作用。[1] 　　2006年以来，泰国再次面临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难题，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冲突与严重的社会分裂。2014年，随着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平息乱局，巴育政府开始在普密蓬国王支持下探索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道路与政治协商机制。2016年8月，泰国新宪法草案通过公投，标志着巴育政府对新形态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普密蓬国王还未及签署新宪法就与世长辞，使得巴育政府主导的国家改革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背书。 　　尽管巴育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哇集拉隆功王储将继任王位，成为泰国曼谷王朝的拉玛十世国王，但问题在于，即使王储顺利继位，也很难接替普密蓬国王成为新的“稳定器”，无法为巴育政府提供所需的合法性背书。因为，普密蓬国王的政治权威除少部分源于立宪君主体制赋予的法定职权之外，其他大部分都具有很强的个人属性，难以通过继承方式复制。具体地讲，泰国国王的权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源于婆罗门教传统的神王权威。对于泰国传统社会而言，国王是具有非凡神性的特殊存在，其行为具有先验的正当性。不过，从19世纪中后期的朱拉隆功改革开始，神王观念就在现代化进程中日趋衰落，特别在1932年民党发动革命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后，神王观念的影响力更是几近湮灭。 　　20世纪50年代末军人独裁者沙立?他那叻政变上台后，神王观念得以复兴。沙立不仅恢复了朱拉隆功大帝（即普密蓬国王祖父）御令废止的跪拜礼，要求臣民在觐见王室成员时必须匍匐跪拜，而且恢复了1932年革命后废止的春耕节仪式、卡辛（国王布施僧袍）仪式、佛诞节仪式等传统仪式，通过庄严肃穆的繁复礼仪，潜移默化地在泰国社会重构了对国王非凡神性的心理暗示。与此同时，沙立政府还在《刑法典》中增设了“亵渎君主罪”，为国王的神圣地位提供了法律保证。 　　不过，神王权威并不等同于血统权威。事实上，任何拥有神王权威的非凡存在都需要有可辨识的客观佐证。恰如普密蓬国王在泰国民众心中的非凡地位，不仅因其血统神圣，更是在于其全能型的外在表征。普密蓬国王仪表非凡，精通多国外语，拥有传统文学、绘画、音乐、体育等诸多特长，而且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有颇多建树。相较于近乎完人的普密蓬国王，哇集拉隆功王储无论是品行，还是才干，都表现得差强人意，难以满足泰国社会对神王权威的主观期望。 　　二是源于佛教信仰的法王权威。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泰国并未在宪法中将佛教作为国教，但在近乎全民崇佛的社会环境下，佛教在泰国拥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而国王在传统上被视为佛教护法。于是，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泰国国王的政治权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是否奉行佛陀教诲的“国君十德”密切相关。 　　作为泰国最尊贵的人上人，普密蓬国王却将其大半生都献给了最底层的贫苦大众。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成为他最重视的领域。他不仅将每年5月8日定为“农民节”，号召全国民众重视农业，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农业技术改造，在吉拉达王宫开垦试验田，修建奶牛场、养鱼塘，开办碾米厂、糠饼加工厂和奶制品厂，并向农民开放，提供技术服务。普密蓬国王每年都有近半年时间深入边远贫困地区巡视，并从王室财产中出资兴办“皇家工程”，为贫困地区兴修水利、开办学校，并将王室的御产田地赏赐给贫民耕种。普密蓬国王数十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