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精神无国籍者，废墟中的孤儿.docVIP

韩国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精神无国籍者，废墟中的孤儿 　　 　　诗人高银隐居在韩国水原光教山脚下。近处是旷野，远处即青山。 　　 　　从公共交通止步的地方抵达他的住所，需要爬一个陡坡，绕一座寺庙。造访当天，阴雨天，一路上秋叶鲜亮，但水气重，云山雾罩，氛围如同是访问山里住着的神仙。 　　这也像他在中国遭遇的处境：神龙见尾不见首――这位韩国广为人知的国民诗人，因为屡次出现在诺奖候选人名单而为中国人所知，但他的译作却仅局限于国内文学杂志的惊鸿一瞥：不过是些零散篇什的摘译。 　　2012年，当他收到来自中国某文学杂志的讯息：他们想翻译刊载他的部分诗作时，他难免惊讶又疑惑：作为年近80岁，从事写作56年，诗歌、小说、评论累计达一百五十余本，文字也已经译介到英、美、德、法、瑞、日等二十五个国家的诗人，他的作品却鲜被中国译介。 　　欣喜之余，又担心译文的质量，于是特意索要了过来，交由研究中国文学的韩国学者作鉴定，译者金丹实就这样和他建立了联系。 　　鉴定最终顺利通过，金丹实也由此成为他家的座上宾。她也有机会看到了诗歌之外的高银：好酒，地道的老顽童，聊high时是难打断的“话痨”，见到老友必要拥抱、击掌，而话及《山海经》、《楚辞》及李白时，则会张开双臂像大鸟一样舞起来。 　　 贫困时，就连泪也供不应求 　　他在二楼书房接待中国来客。刚坐定，就若有所思地端出朋友捎来的72度的中国青岛的小郎台酒，啧啧称赞。他有“韩国李白”之称，不仅源自诗歌的成就，也源自他对酒的痴迷。而对于李白，就如同这个国家讲述的大多数故事，都暗含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励志倾向一样，他愿意强调这些元素：出身不明、不畏权贵。 　　他自称是“废墟上的孤儿”，总结自己的写作的主题是一种“哀悼”。这源自他的经历。 　　出生于1933年的高银，17岁时遭逢我们称之为“朝鲜战争”的内战。“三年间死了500万人，故乡被双方轮番血洗。”当时受军人指示，他要去搬运尸体，然后身上残留的味道基本大半月都消除不了。猝然抵达的身边人的死亡讯息让他精神错乱，几次试图自杀。 　　多年后，在一首名为《回忆录》的诗中，他这样叙述：二十岁/不知为何/厌食般排斥杏花盛放的春天/被饥饿折磨着/向往“哐”的一声/栽倒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零下四十多度/酷寒的冰天雪地/再让年轻的十二月党人补上一枪。 　　有一天在街头晃荡，路遇一个流浪僧人，他就尾随而行。到寺庙后，僧人的师傅给了他饭食，并留下他。由此开始参禅。他这样看待所谓“智慧”：并不存在现成的高处的智慧，让“幼稚状态”的人直接摄取。“智慧”只能在试错、后悔中被创造出来。他更看中“幼稚”状态，因为它真实。 　　高银出生于韩国西部农村，从小习汉文、通韩语，小学碰上日本殖民时代，国语课学的是日文。中学时因为沉迷梵高，想做画家。可因放学路上偶捡麻风病人韩河银诗集，转而立志做诗人。开始僧侣生活后，他的习作《结核病》被朋友投至诗人协会，受诗人赵芝薰举荐，初登文坛。 　　10年僧侣生活部分治愈了他的战争后遗症，却并没有让他“自我完成”，他最终选择还俗，走上文学道路。这段时期，死亡阴影仍然笼罩着他，让他觉得“生不过是死的附属品”，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十年的失眠症。严重的失眠重又导致他的厌世，他开始过起酩酊大醉、放浪形骸的生活，并被贴上“颓废诗人，还俗僧侣，自杀未遂者”的标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写作传达出当时韩国社会的普遍性绝望。在一九六八年写作的《墓地颂》中，他这样吟咏：“纵使无人凭吊/你们的子孙仍将依次到来/隔夜虫声停歇后的一声哀鸣，让这隔夜之夜多么晦暗”;“秋天锁定活下来的男人/那些真挚的人/令他们在不见人烟的山路彷徨/连寺庙也不该拥有。” 　　70年代末，第四次自杀未遂的高银在一个酒馆中的报纸上看到了工人领袖全泰一为争取劳动者权利自焚事件，为之震惊。这之前，他将参与现实的诗歌归为愚蠢、幼稚，坚持“为艺术而艺术”，但全泰一事件之后，他决定改变思路。当时社会处于高压状态。在毫无理论储备下，他开始走上街头。他同进步人士展开营救反体制诗人金芝河的活动，并全身心转战于反独裁民主统一战线，直到九十年代军事政权垮台。 　　这期间，他失眠症不治而愈，“宛如新生”，同时也四度入狱。80年代，他被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投入监狱。在蜘蛛洞一样的牢房里，因为百无聊赖，头脑开始被往事侵占。他想起好酒的祖父，邻家大叔，甚至不相关的一些故人，于是决定如果有生还可能，一定要用诗歌再现他们。 　　这是他后来煌煌巨著，系列人物诗《万人谱》的雏形。 　　1982年，他获得假释出狱。次年，和认识十余年的英国文学学者李翔华成婚。当时，他五十岁，夫人四十岁。 　　采访中，他称自己是替同时代亡故人生活的人，所以要活得充分，而他的诗也是哀悼之诗。在金丹实的介绍中，高银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