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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的社会学 　　不论是从个人意义，还是在社会意义来说，规矩都维持着一定的秩序。所有组织和社会都自有一套针对“不规矩”的那些行为的“惩罚”机制。这些机制未必是强制性的，却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难以忽略的作用。 　　“不规矩”的后果有大有小，代价也有多有少。比如，两年前，贵州兴仁县的一个团县委驾驶员，就因为没有积极“认领”组织派下的任务而遭处分――某水塘发生一起溺水身亡事件，由于这个驾驶员的妻子和死者是亲戚关系，他便两次被要求参与死者家属的情绪安抚工作。但组织得到的回应却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关我的事，你不要拿党员来压我，大不了退党。” 　　对于建党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党性”“组织性”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消极的言论和态度自然不合规矩。 　　党内有党内的规矩，行业有行业的规矩，社会有社会的规矩。小到家庭，可能还有“家规”“家训”。总之，规矩往往无形，却深藏于人心。 　　“熊孩子”和“栅栏社会” 　　对于规矩，我们的焦虑仿佛在加深。我们越是谈论它，越是说明我们害怕坏了它、没了它。 　　两年前，郭德纲曾经发过一条关于生活中的老规矩的微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全家人围坐用餐，大人不动孩子不能动。吃饭坐哪就不能再换，端着碗满处跑那是要饭的。不许用筷子敲盘碗，有乞丐之嫌疑，在外吃饭这叫骂厨子。喝汤不许吸溜，吃饭不许吧嗒嘴，要闭上嘴嚼。夹菜只许夹前面的，不许过河。”……这些琐碎而具体的规矩，确实很少再在教育孩童的饭桌边上被提起。 　　于是人们发出和老郭一样的感慨：现在的孩子，太没规矩了。 　　没规矩到了一定程度，则是人见人怕的“熊孩子”。曾几何时，那些支招治理“熊孩子”的网帖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后来又消失在信息的洪流中――不过，关于”熊孩子”的吐槽，却从未停止。这仿佛隐隐暗示着一件我们都不愿承认的事：“熊孩子”们没得治，再华丽的网帖也没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规矩帮我们减少了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让我们可以对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后果有一个大致的预判，如此，我们便可以相对理智地生活下去。我们讨厌“熊孩子”，不仅因为他们造成的破坏，还因为他们完全不或者很少按常理出牌，他们打乱了我们应对身边环境的节奏。 　　当某种规矩出现了越来越多被破坏的迹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去死守。为什么？在一个人人不守规矩的环境里，守规矩的成本比较高，而不守规矩的成本更低。试想一下，当大家都围在早点铺旁争抢着买包子，你想老老实实排个队，却不知从何排起。于是，与其费劲巴拉劝说众人排队，不如自己也加入乱上添乱的行列――反正包子一到手就迅速抽身。 　　买包子事小，店家顶多立个“请排队”的牌子在铺子边上，却无法强制顾客守规矩。而对于另一些事来说，当不守规矩的现象多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更加严厉的硬性约束或惩罚机制。比如，越来越多的公路违章摄像头。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形成一个处处被强制力量干预的“栅栏社会”。此时，一部分人能获得更加稀缺的资源，成为他们寻租的更大筹码。在道德方面，人们则备受外力的压制，自律弱于他律，鲜有人能做到“慎独”。 　　在“栅栏社会”里，人们用破坏规矩的方式去寻求自由，好似缘木求鱼。它的源头，既可能是强权，也可能是那个不珍惜自由的社会。总之，这是一条葬送自身活力的路。 　　不断变化和形成中的规矩 　　每个社会都会有规矩，但每个社会的规矩并不都一样。社会的变革，常常也是从坏了某些规矩开始。有些规矩被坏了的后果，却让人感觉庆幸。 　　曾经，在中国，“天地君亲师”是规矩，“无才便是德”也是一种对女人的规矩;曾经，在英国，女人穿裙子是规矩，穿裤子是离经叛道。女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穿上越来越丰富而充满想象力的时装，都多亏那些离经叛道者走出“坏规矩”的第一步。 　　旧的规矩坏了，会有新的规矩补上。坏了种族隔离的规矩之后，平等越来越成为各类规矩的必要要素，最后形成一种“政治正确”。在心底不认同这种平等观念的人，也无法轻易说出种族主义的言论。在这里，平等就是最重要的规矩，以至于坏了它，代价很大――即使是在无心的情况下。 　　今年年初，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就犯下这样的无心之失。由于他在回应黑人落选奥斯卡表演奖提名时使用了“有色人种”一词，遭到反种族歧视组织的抨击――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并不像美国人那么清楚“有色人种”中的歧视含义。最后，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失言公开道歉。 　　规矩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凭空冒出来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它多是人与人相互妥协的结果。我们越是不懂得妥协，规矩就越是难以形成。 　　当网络已经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我们会将线下那些隐藏在礼仪皮囊中的更加真实的个性挪到线上。在网上看到吵架、人身攻击的几率要比在现实生活中碰见骂街的高出许多倍，而当我们还无法期待线下的人用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