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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城乡统筹的城市化道路 ——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成都实践”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　阎星　高洁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然而，城市化在给人类带来美好，给文明带来动力的同时，也给全球带来诸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即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特殊的形成机理和演变路径，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适宜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成为了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于2007年6月设立成都市和重庆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的即在于通过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创新，以破解城乡二元为突破口，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城乡统筹的城市化道路。 一、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一）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化道路选择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区域之间或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普遍表现为现代城市部门与传统乡村农业部门的对立与互动。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看，城乡二元结构是各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渡形态，伴随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进程，而在此进程中，基于对城乡二元结构不同的处理方式形成了有所差异的城市化道路。 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认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现代部门的优先发展以及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这一模型所描述的正是发达国家所普遍经历的以“工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从实践来看，由于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城市化过程，使得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时间逐渐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应对非均衡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可能导致的不平稳固化和极化效应等问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普遍是通过漫长曲折的自我演进，在市场作用下实现的。 与发达国家不同，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早已不存在早期现代化的一些有利条件，他们大都面临着经济起飞和加速工业化的历史使命，经历着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摆脱劳动过剩的特征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已难以通过重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必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城市化道路。加拿大学者麦基通过对亚洲国家的研究而提出的Desakota模式、麦克·道格拉斯通过对泰国北部的研究而提出的Rural-Urban Integration（城乡一体化）模式、Qadeer通过对印度、孟加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而提出的“就地城市化”等均是发展中国家对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城市化道路的有益探索。总的看来，由于高速发展更易带来不平稳固化和极化效应等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更加重视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问题，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相对均衡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二）我国城乡的形成机理和演变路径1、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乡二元的形成 建国后，为了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与轻工业先行发展的工业化一般规律相反，我国实现了以“赶超”为特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方面，重工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形成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功能是构建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的通道。在这一路径的作用下，工业部门很快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成绩斐然，而农业由于资金和其它要素的投入严重匮乏，其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迅速形成。另一方面，重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弱，在我国这样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一战略，必然使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更加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国建立了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 城市粮油供应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也消除了农民进城的可能性。通过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 我国城乡二元。 2、改革开放后“城市偏向”发展战略下城乡二元的固化 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善了农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市场化方向的体制改革，为乡村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和市场条件，这些条件的改善，曾使农村经济发展加速，城乡发展差距也曾一度缩小。但其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减弱，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国家事实上采取了“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 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城乡分割体制得以延续。首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依然存在, 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其次，在城乡交换关系上, 仍然存在的价格“剪刀差”阻碍了农业效益提高和农民收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