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从多样性探寻规律..docVIP

第四章 从多样性探寻规律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启示 马克思晚年写下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治史态度的珍贵文献。 人类学笔记又称民族学笔记，是指马克思研读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佐姆的《法兰克人法和罗马法》、道金斯的《不列颠的原始人》等著作写下的摘记。写作时间为1879年至1881年。其中，前4种的中译本已收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菲尔著作的笔记的中译文连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l-4期。 红旗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研读施洛塞尔的18卷本《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著作过程中，摘编的一部世界史编年纪要，内容主要是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政治事件。这是马克思最后一段生命里程中留下的历史记录。它的写作时间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说是1881年底到1882年底之间。马克思晚年，特别是1881年以后，拖着沉疴难起、屡遭医生“软禁”和严令“停止工作”的病躯，又遭受燕妮去世的沉重打击，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巨大痛苦，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为什么还要读这么多的史书？还要写这么大篇幅的研读笔记？他当时究竟怀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和思绪？他晚年的历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与以前的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要理解这两个系列的笔记，就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正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和治史态度，而且还有助于澄清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误解，例如，把唯物史观视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误解，把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误解。 第一节 探索的背景和目的 研究者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晚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内容包括后来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因此大都倾向于认为他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该书的写作有关。但是，这种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其中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历史学笔记》的内容，显然与《资本论》的写作并无关系。马克思1879年4月10日致丹尼尔逊信中说到：“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可见，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写作方面遇到的困难，主要还不是历史资料的欠缺，而是所涉及的事件的目前进程还没有呈现出完全成熟的形态。这也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无论他从事哪项精神产品的“生产”，只要他认为必备的“原材料”还不够充分，就决不把它们“消费”到该项精神产品的“生产上”。这也是他的治史态度。 要理解马克思晚年研读史书和写作上述两个系列笔记的动机和思绪，首先需把他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关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学术问题作一些回顾。 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第一国际的解散，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转入低潮。此时，有点像50年代的革命低潮时期那样，马克思逐渐把活动的重点转向学术研究，同时以锐利的目光继续关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动向。作为一位毕生奉献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家和革命家，他的学术研究和现实斗争实践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 19世纪70年代后期，俄国的社会变革问题显然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之一。当时，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投入为改变俄国现状而斗争的行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浪潮日渐高涨。早在19世纪 5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已开始就俄国社会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焦点就是赫尔岑提到的那个“永远令人不安的和新的问题”，即 “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也就是在俄国应该促进农村公社的毁灭而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该在保存公社的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186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在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主编的《钟声》杂志发表。马克思此时正为写作《资本论》的地租章钻研美、俄等国土地制度史，但显然受到了俄国知识界的争论的激励，俄国的现状和历史、特别是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农村公社的历史，成为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例如， 1868年间，他认真研读了毛勒的《马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