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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庭与社会现代化 （1840——1949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 岳庆平教授 在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学术界有两种比较著名的理论，即细胞论与交换论。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细胞论无疑更值得重视。按细胞论的观点，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肌体的健康和活力以及稳定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家庭细胞维持和决定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正是从剖析家庭这种社会的基本细胞入手，才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所以，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家庭进行深入而综合的研究，或从中国传统家庭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行深入而综合的研究，搞清中国传统家庭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或者说搞清家庭变迁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百余年来中国传统家庭变迁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演变的脉络，而且有助于明确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外学者的有关评论及其局限 西方学者在评论中国传统家庭时，大多强调其与社会现代化两不相容。如韦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提出，中国的儒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清教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儒教之所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首要原因是它过于重视家庭关系。中国起源于原始部落的社会关系结构最后凝结在家庭关系中，而中国的家庭关系结构又因儒教强调孝悌而无比地强化。家庭关系的实质是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展开恰恰要以打破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束缚为前提。列维认为，像中国那样特殊的家庭控制与协调方式阻碍了作为“非现代化人”的家庭成员与现代化人的交往，所以当家庭成员与现代化人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时，则这种特殊的家庭控制与协调方式就会瓦解。列维还认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有一组最脆弱的实践活动的话，那么可以说“非现代化人”的家庭或家族活动是一组比其他一切活动更带有脆弱性的活动2。古德认为，传统的家庭势力阻碍工业化的发展，所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会出现削弱传统家庭势力的趋势。他还认为中国和日本家庭制度的不同是中国社会现代化遭到失败而日本社会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3。金德尔伯格认为，社会现代化需要个人的坚强动机、敢于冒险、创新、能自由迁移等特质的配合，但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却妨碍这些特质的发展4。马克认为，中国传统家庭所造成的依赖心扼杀了工业化所必须的成就动机，对资本的限制和对亲属的义务阻滞了大规模企业的发展，过分地依赖亲属降低了工作效率，也无法引进由外人所带来的创新5。通过这些观点，基本可以看出上述西方学者所采用的是一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客位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从研究者认定的某种范畴、标准或原则出发，相对忽视被研究者的特殊情况。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家庭的评价上，有的西方学者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这样一种思路：西方社会的传统家庭制度已不复存在，但西方社会早以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传统家庭制度根深蒂固，但中国的现代化迟迟没有实现。所以中国的传统家庭制度是一种与社会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制度。如果这些西方学者在深入考察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地采用一点主位研究的方式，尽量地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也许所得出的结论会有所不同。 中国学者在评论中国传统家庭时，也是谴责和否定者居多，认为其阻碍了社会现代化或社会发展，有人甚至主张彻底摧毁中国传统家庭和家族。如汉一在《毁家论》中认为，中国传统家庭和家族是“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系，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而生，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人类，乃得私于一人，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婴孩，乃使女子一人肩其任”。“今既毁家，则彼无所凭借矣。故自家破，而后人类之中，乃皆公民文无私民，而后男子无所凭借以欺凌女子，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鞠普在《毁家谭》中认为，中国传统家庭和家族是“万恶之原”，“室念家重，则世界情轻。明知公益之事，因有家而不肯为；明知害人之事，因有家而不得不为。使任志气消沉，神魂颠倒，求学而不进，为德而不终者，皆家之为患也。一人如此，人人如此，世运亦因之停滞而不进，必家毁而后进化可期”。毁家之后，“广设协助公会，多兴慈善事业”。并认为“今西人于此等事业，已行之有效，惟我国尚未萌芽耳”。乔治在《大家庭制与我国国富问题》中认为，几千年来通行中国的传统大家庭制是中国长期贫穷的根本原因，至于哲学家所谓好静恶动，重农抑商，政治学家所谓战争频仍，政治腐败，经济学家所谓列强入侵，金钱外流，教育学家所谓教育落后，民智幼稚等等，都仅仅是中国长期贫穷的次要原因。将这些观点与上述西方学者的观点相比，相同点在于都主张中国的传统家庭阻碍了社会现代化，有的还进行了中西比较，可见这些中国学者深受西方思潮影响，具有较明显的西化倾向；不同点在于就谴责和否定的猛烈程度说，这些中国学者远远超过了西方学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