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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与资本―晚清早期翻译场域的形成 　　摘 要：本文以布尔迪厄的惯习和资本理论来分析晚清早期翻译场域的形成，通过分析严林二人的翻译实践，重点考察了译者以何种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最终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开创了中国近代早期翻译场域。 　　关键词：惯习，资本，晚清早期，翻译场域 　　中图分类号：H5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1、引言 　　19世纪末以严复和林纾为代表的早期译者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广泛引介，严复直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林纾则意译了欧美文学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嬗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之前，严林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开创了中国近代早期翻译场域。 　　2、布尔迪厄社会学关键词：惯习和资本 　　惯习指“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以及强化了他们所认识的社会规律，产生了一套定势系统”。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指货币、财产等，可以直接购买商品和各种服务。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即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资源。社会资本指的是熟人或交际圈，即关系网络。这三种资本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每个子场域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负载着一定的资本，受场域作用和惯习影响，为保证、改善现有位置或提升现有资本而与处于其他位置的行动者斗争，从而使场域充满了“无休止的变革”（布尔迪厄，1998：142）。新的资本形式广获认可和接受便得以合法化而成为“象征资本”，即成为了众多参与者热衷追逐的资本。 　　正是对个体与群体在什么条件下并以什么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以便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研究，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焦点。（陶东风译，2012：87） 　　3、晚清早期翻译场域的确立 　　文化资本 　　晚清中国的近代翻译规范还未形成，译者享有绝对权威，删节增补、归化意译之风盛行。晚清翻译中好的译文标准并非忠于原著和正确传达原作的意思，而是流畅优美的语言，文学性或文艺性此时远远高于准确性。优秀的翻译家享有极大的权威，甚至可以任意增删原作。归化意译之风盛行，翻译与创作混为一谈。 　　林纾的文学翻译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毫无疑问也是受当时社会流行的翻译策略所操纵。陈平原认为：“直译在晚清没有市场，小说翻译界基本上是意译一边倒”。徐念慈（1908）评论道，“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这些论者都是着眼于林纾译笔的简洁古雅，深得史家之流风余韵。清末读者多为士大夫阶层，林纾自幼研习古文，优美流畅的译笔极其符合清末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因此深受欢迎。林纾的传播西洋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正面碰撞时保留传统文化的根抵，用以抗衡西方文化，其文化本位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的充分认同与热切关注，并极力以西洋文学论证中西文化相通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保留传统文化为理念，并极力维护传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与道德的古文语言。 　　社会资本 　　对于作者而言，象征资本不是来自于传承，而是通过在文学场域中不断地发表新作而被重新认可。但是，一旦作品被奉为经典，受到广泛的推崇和赞誉，象征资本就会持续而稳定地确立下来。从这一方面来讲，作者及其作品所获得的经得起考验的、稳定的象征资本就很难受到质疑。而对于译者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译者先是获益于发表于源社会的原作中所拥有的象征资本，然后作为行为者干预原作，将原作投入到目标文学场域的逻辑系统和认可机制中，从而授予原作者及其作品一些资本（Gouanvic，2005：161-162）。 　　严复古文极佳，深受吴汝纶影响，而吴汝纶是桐城古文大家。在清代有着“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说法。严复《天演论》出版后，吴氏对严复甚是赏识，激动之余，竟亲笔细字，将天演论逐字抄录，藏于枕中。他赞不绝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志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王?，1986：1317）康有为也赞赏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吴汝纶以桐城古文大家的地位，对严译的流行有很大的帮助，也正好补救了严复在旧学文人中地位较低的不足。吴汝纶的高度评价使得严复迅速声名鹊起。和严复一样，林纾结识的朋友众多，如康有为、林旭等，还有出版界的权威人士高凤谦、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等，这些人为林纾及其翻译事业提供了帮助。尤其是商务出版社的高梦旦更是一手促成了林译品牌的诞生。 　　经济资本 　　林纾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绝大部分的林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商务的译书，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