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浅述.doc

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浅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牛达生 钱币和官印，在过去，属金石学的范畴。有关西夏钱币和官印的收藏、研究和著录，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钱币和官印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前辈著录释读、考证辨伪的窠臼，开始对西夏货币制度和官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探索，力求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揭开西夏王国的历史面纱。数十年来，发表了不少论文、报告，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这些成果，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填补了中国钱币和官印研究的空白。 西夏钱币研究 西夏钱币的研究，当然主要是铜铁钱币，同时也涉及金银、交钞的使用，和西夏的货币经济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人们的注意力在钱币方面，其后，又深入到金银、交钞方面。下面，分5个问题分述如下： 一、前人对西夏钱币的研究 《宋史·夏国传》：西夏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始立通济监鋳钱。”这是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记载。但是，从金石学的角度著录西夏钱币，则是晚到清乾隆《钦定钱录》（公元1750年），始明文著录了“天盛元宝”。从清乾隆到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世纪中，我们的先辈在西夏钱币研究上作了不少工作。笔者广为收集资料，进行梳理，概括出如下三项： 第一，系统地著录了西夏钱币。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他从中捡得“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西夏梵字钱”。这是首次见于文献的西夏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初刊于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的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晚出的钱谱论著，诸如张崇懿《钱志新编》，李佐贤《古泉汇》，倪模《古今钱略》，以至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皆相沿著录，或从中采撷西夏钱币资料。 第二，破读了西夏文钱。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也是西夏钱币使用的文字之一。13世纪后，随着西夏的灭亡和党项族的消亡，至迟在明代中期，西夏文字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钱币上的西夏文字当然也就无人认识。约3个世纪后的1804年，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发现了“西夏碑”，才又重新认识了“夏国字”。刘青园是看到这块碑的第二个学者。根据碑上“夏国字”，认识了过去所说的“梵字钱”是西夏文钱，但是当时并不识其为西夏何字。 本世纪初，随着西夏学的发展，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取得了重大进展。1914年，西夏学者罗福苌在其《西夏国书略说》中，第一次著录并译释了四种西夏文钱，依次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梵字钱”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古泉家赵权之，又发现并译释了西夏文“贞观宝钱”，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 第三，对部分钱币进行了考证辨伪工作。清乾嘉以降，钱谱如林，成果累累。与此同时，伪造钱币之风亦极盛行，就是优秀的钱谱，也难免杂入伪品钱。上述《钱志新编》、《古泉汇》、《古今钱略》，都是清代的重要钱谱，它们在相沿著录西夏钱币的同时，也杂入一些伪品钱，如“天授通宝”、“正德元宝”、“应天元宝”、“乾定元宝”等。方若《言钱别录》、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正确的认定这些钱币为伪品。铁钱“永安一百”、“永安一千”，自道光以来，有北凉、南唐诸说，而《古今钱略》著录为西夏钱。泉人郑家相论据确凿，力排众议，认定为五代刘守光据燕时所铸，否定了是西夏钱的说法。 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的先辈不可能获得丰富的实物资料，而幽闭书斋，与世隔绝，仅凭几枚传世品，进行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必然制约着钱币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前，《泉币》是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文章的刊物，然而，只有７篇，每篇二三百字，总计不足二千字，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先辈的成果，必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我们应当倍加珍视。 二、西夏钱币的发现和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也有钱币和货币史方面的论著出版，但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少得可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货币史的权威巨著、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65年第三版，涉及历代钱币、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各个方面，约74万字，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涉及西夏钱币者仅有千字，可见一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在西夏的陵墓、遗址、窖藏、城址、古塔中多有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不少钱币窖藏。到目前为止，西夏钱币窖藏，见诸报导的近三十处，其中重要的、报导较为系统的有十几处，分布在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北等西夏故地。又如远离西夏故地的湖南、湖北、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