璇木(刘璇).docVIP

璇木（节选） 食得咸鱼抵得渴 体操带给我们这几代运动员的是对生命的感悟，也许超越了所谓的快乐与痛苦之类感触。在人生途中，对痛苦有多大的承受力，对美好就多大的感知度。 在1996年高低杠器械改革之前，杆子是很粗的。再加上，那时候才6岁的我，手掌很小，根本没有办法握住杠杆。所以抓在杠子上，稍微摆动两下手掌就被磨破了。教练没有叫停，我只能继续摆浪，那种钻心的同时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再后来，到了摆浪动作熟练以后，我就在教练的要求下，必须摆成倒立。也就是说，我要在教练的保护和协助下，通过双臂的支撑将整个身体倒立在杠子的上方。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过关下杠的，只记得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不再喜欢与荡秋千类似的任何动作和游戏。因为，每次风浪上摆浪下来，我的手掌都会被磨破，而且双臂几乎发麻到失去知觉。 长大以后，听很多体委的朋友们说起，当年在全国各省市的体工大队训练其他项目的场馆外，都有家长前来观看孩子训练，唯独体操房除外。很多人都举过不同的例子，证明看过体操训练的家长：要不就痛彻心扉的在体操房外涕泪滂沱；要不就将孩子从训练场接走，彻底不回来了。 跳跃，3000次。倒立，30分钟。休息两分钟，再来一组。又再来一组，再来一组，再来再来再来......练到后来我都失去了意识，只是麻木地按照惯性行动。 直到有一天我发烧了，脖子也肿了，到医院一检查，得了腮腺炎，需要隔离修养。在家休息的日子，简直如同电视机里播放的《八仙过海》里的神仙一样，逍遥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手臂不疼了，脑袋也不充血了，小腿也不抽筋了，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都能乐出声来。后来归队训练，全队集合靠倒立的时候，所有小朋友纷纷对我大肆抱怨说，为什么就不能来体操房走一圈！因为——所有的队友都像被传染腮腺炎！想休息，想休息，想休息。连得病都需要盼，是因为练得实在太苦。 生病这事特别奇妙。当你真想得病停掉一切劳累的时候，病像是远房亲戚，八百年也不来串门一次。当你岁数大了，不想生病的时候，她又像是你隔壁的邻居，说照面儿就照面儿了。 有的队友为了不训练，故意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将被子掀开，期盼第二天早晨醒来就发烧；有的队友被这家长和教练喝生水，求爹爹告奶奶的祈祷肠胃炎迅速光临她的身体；有的对有害曾用脑袋使劲对着器械撞来撞去，希望脑袋山留下一个巨大的伤口，以停止训练。现在说起来好笑，也颇有些荒诞，在一个强身健体的体育场所里，每个人都在寻找方法，想要生病。 在所有队友都求菩萨显灵、渴望得病的日子里，我又出事了。每次湖南省有体操比赛，我们在体校的孩子就要去充当为裁判跑分的“小裁判员”。有一次跑分的时候，我不小心踩滑了（我保证，我不是故意的！），后脑勺磕在了跳马的起跳板上。那时候的起跳板前面是铁质的，所以我的后脑受被划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但我并不知道受伤那么严重，站起来后继续跑分。血从后脖竟一直流淌到地上，和我一起跑分的队友都尖叫了起来。就这样，我才发现我受伤了。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我们训练时多门的严酷，身体上的痛感都已经降低到几乎失去知觉。 长大后去参加队友的一个婚宴，聊起当年受伤的事故，我的队友说：“你可不知道，我当时大叫了好几声！” 我问：“真有那么可怕吗？” 队友说：“跟可怕没关系，那是纯粹的嫉妒呀！嫉妒你怎么又可以休息了！”这种一句赛过一句的调侃，完全是对过去鬼般训练的一种真实心态的写照。 去专业队试训的第一天，老师们都忙着教队里的大姐姐们，无暇分身来照顾我这个刚从体校上来的小队员。有个教练只好安排我去高低杠上抓杠悬吊，并且命令道：“没让下来就吊着，叫下再下。”说完，就忙着去保护师姐了。教练员们一时忙忘记，知道快一个小时后才想起来有个刚上来的小队员还在吊杠子，教练叫我下来后，看我神色自若，很是意外。我这咬牙奋力的一吊，让老师们有些惊讶。一个7岁多的小女孩竟然可以吊这么久，到现在也许都没有太多同龄人能做到。也通过这一惊人的吊杠表现，教练们认为我小臂机能和握力都不错，就留下了我在省队试训。殊不知我在这短暂的尽一个小时内经历了好几次手臂由疼痛转为麻木，再由麻木转回疼痛的过程。若不是太渴望进专业队训练，努力表现出一副很“专业”的样子，我早就哭鼻子了。 进国家队 火车刚发动那会儿，我们几个小队员非常激动，还互相练习如何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偶尔还跟师姐们用长沙塑料普通话打趣。但是随着天色越来越黑，火车熄灯后，我在上面却怎么也睡不着。想念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触，就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在将我淹没了。我从书包里掏出妈妈怕我吃不管北方菜特意给我做的一罐辣椒萝卜，抱在胸前，一直抽泣。 退役后，我参演了一部电影《我的美丽乡愁》。在影片中，我饰演一名在餐厅打工的服务员。其中有一幕，讲述了这个女生站在江边把寄托了自己思乡情谊的矿泉水瓶扔进长江里，希望能飘回家乡，也算是一解乡愁。在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当时离开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