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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四次下放农村 余崇昆 图/本刊记者 梁莹菲 　　1957年的一天早上，父亲拿着“攻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他抱着我痛哭道：“我被划为右派了。”尚未年满15周岁的我，正好初中毕业。当年虽然是年级前几名，却不知怎的竟未考上高中。 　　第二年我和巷口镇上其余11个小青年被一同下放到仙女山林场。我再次参加了高中的入学考试，仍然未被录取。我哭了，说：“我考试成绩不错嘛，为什么又不录取我？”林场严医生说：“哪怕你每门考100分，也不会录取你，因为你父亲是右派。”我这才恍然大悟。 　　不知何故，我们被下放的12名小青年中，除一位姜姓小女孩因没有去处而留在了林场，其余11位都返回了镇上。我在地质队、测绘队做了几个月临时工，年底时，因父亲是右派，家属要遣返回原籍，我的母亲和4个弟弟并我共6人被取消了国家粮，从四川武隆县（现属重庆市）回到两千公里外我们从来未到过的祖籍湖南平江。又因祖父是破产地主遭扫地出门，被安排在三阳公社江城大队新仁中队。当时祖父已死，祖母住在一间破草房里，过不久也去世了。 　　我参加劳动，队上为我们安排了一间住房，当时是人民公社，吃食堂。 　　1959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田里插秧，见本队一位陈姓初中生去县城报考高中，我立刻上岸跑到大队书记家开了证明，再赶往县城报考平江一中。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我填报名表时只填父亲是职员，其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