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docVIP

清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1868年，清政府两江总督曾国藩会见美国驻华专使薄安臣。 作者：王学斌 僧格林沁行猎图 　　僧王之死 　　自从湘军崛起于东南各省后，曾国藩便时时以“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善其末路者”自警，不管你承认与否，这就是帝国时代的残酷现实。故曾明白“湖南帮”终有星云流散的那一天，而自己所能做的，便是让大伙退得潇洒从容，绝非走得凄惨悲壮。对于朝廷“著薛焕、刘蓉各将所指行贿夤缘一节，据实明白回奏，以凭查办。傥敢有一字欺饰，再经查出，定行从严治罪”的决定，曾选择了沉默。因他深知：出面替刘蓉辩驳，正中西后下怀，等于将湘军拉帮结派的传闻坐实，此举不智；倘违心表态拥护中央决定，选择丢车保帅，则会令跟随自己多年的湖南兄弟们寒心，堪称不义。既然出手便注定落入不智或不义的窘境，曾氏选择了不为，坐观其变，看刘蓉自身的造化如何。连续数日，曾“不甚成寐”，慨叹此事“不知何日得了，实有无穷之忧”。 　　或许冥冥自有定数，曾氏之忧，居然以一种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化解。5月18日晚，负责直、鲁、豫、鄂、皖五省剿捻重任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西北被捻军伏杀。这名拥有赫赫战功的骁将为帝国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僧王之死，对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与人事安排产生了极大影响，可谓打乱了慈禧心中那盘刚刚谋划妥当的棋局。 　　僧格林沁之所以能在道、咸、同三朝官运亨通、受宠不衰，除却个人卓越的军事才能，亦与清统治者抑制以“湖南帮”为首的汉族军事集团之用意密不可分。道咸之际，原有的八旗与绿营已腐败透顶，难堪大用，故清廷不得已重用湘、淮两军。然汉人军队毕竟属于异己力量，虽可倚重一时，但若任其长久扩张，必成心腹大患。因此，清廷必须培养一支非汉族的军事力量，来制衡甚至削弱湘淮系，而最佳人选非僧格林沁的骑兵莫属。 正是清廷力挺，将近十年内中国军事格局呈“曾主南事，亲王僧主北事”之势。僧对中央压制地方汉族军事集团的良苦打算自然心领神会，且卖力贯彻，其与“湖南帮”屡起事端，摩擦不断，不少湘籍官员都领教过僧的厉害，以至于“曾国藩、胡林翼每言及僧辄闭目蹙额”。 　　首先中招的是郭嵩焘。1859年郭曾与僧格林沁合作共事，备战大沽口。 　　此期间，两人对外态度上存在很大差异。僧力主抗战，打算用刀枪来煞煞洋人威风。而郭主张“循理而战”。“科尔沁僧王办理天津海防，回京度岁。一日，在朝房就询嵩焘，‘东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办理孰宜？’答言捻匪心腹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之后郭嵩焘赴烟台访查税务，触及一些士绅利益。僧立即就此大做文章，弹劾郭办事草率、专擅。于是待郭甫一回京，就受到“降二级调用”之处分。郭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此老构患无已，直欲以莫须有三字被之鄙人之身矣，可为三叹”，慨叹“僧邸贤者，而立心如此，世途真险矣哉”。 之后曾国藩也吃了哑巴亏。胜保覆灭后，其嫡系苗沛霖一支归入僧格林沁麾下。僧于是多次纵容苗挑衅湘军，制造流血事件。“苗沛霖前后所上僧邸各禀，痛诋楚师，令人阅之发指，僧邸所与苗党之札，亦袒护苗练而疏斥楚师”。曾国藩知道僧之所以如此肆虐，与朝廷背后的怂恿大有关联，只得表示“将欲始终含忍……又恐有碍僧格林沁扶苗剿捻之局，再三思维，殊无善策”。 　　“湖南帮”一再示弱，使得僧氏愈发无所忌惮，终致其向湘军嫡系唐训方开刀。唐时署安徽巡抚，恰逢蒙城被苗沛霖叛军包围。僧格林沁先指使部将富明阿私下弹劾唐训方，声称“蒙城被围，实由唐训方不能预先筹顾，又将英翰一军撤回小涧集，致与城内声气不能相连，使该逆得以乘隙肆志，至今补救为难”。紧接着僧格林沁亲自出马，也参唐训方一本，斥其“并不亲督兵勇，实力解救，以致蒙城岌岌，几致沦陷，其缓急调度失宜，实所难辞”。有道是众口铄金，朝廷最终下旨将“唐训方以藩司降补，安徽巡抚令乔松年补授”。至此，“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僧将安徽军权牢握掌中。 　　僧格林沁的阵亡，令清廷倍感措手不及，不能不将收拾“湖南帮”的密谋暂置一旁，继续重用湘军，立即“命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贼”。接此谕旨，曾氏轻舒一口气：战事日亟，正是用人之际，朝廷短期内不会再打“湖南帮”的主意；同时他又倒吸一口气：眼下自己“精神疲倦，实已不堪事事。比来眼色殊甚，舍端无故蹇钝，梦魂无故惊怖”(这实为心脏衰竭之前兆)，况且此时湘军精锐仅剩刘松山与左宗棠两支，其余皆不复当年之勇，故北上剿捻，实在前程未卜，若万一失手，曾依旧要落得个身败名裂之结局。此等情形，就连旁观者赫德也窥得一清二楚： 　　僧王之死将在京师引起同情；他大约是大清皇朝唯一可以依赖的蒙族或满族血统的战士，他非常能干勤劳，善于带兵，不苟取，并且赢得人们的敬重。政府派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