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docxVIP

第三节 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确立远大的志向人生当立志 人生贵立志。《吕氏春秋》提出：“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这里的意思就和法国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所说的一段话异曲同工。志向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确立一个目标和方向；二是以顽强的意志去追求它。可见，“志向”一方面是确立理想信念，就是“立志”，另一方面是要为理想的实现努力拼搏。说起立志，就会让我们想起很多有成就的人，正是因为有着远大的志向，他们才能取得伟大的成就。更让人佩服的是一些弱智，他们可能没有常人的健全，但却有着坚定的志向，像高位截瘫的张海迪，他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她志向远大，发奋学习，自学四门外语及医学知识，义务为周围群众看病，出版小说，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再如海伦·凯勒，生下来又聋又哑又瞎，她遇到的困难是一般正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她读了两所大学，成了世界上有名的盲文作家。这些人，他们没有我们健全，但是却因为内心远大的志向，使他们不言弃，不放弃，取得了成就。立志当高远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人生贵立志，而且志当存高远。志向有高远和下之分。把个人的立志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和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所立之志为高远之志。只为个人的前途和幸福而立的志为低下之志。高远之志，有着深厚的时代使命感、责任感。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志向。毛泽东15岁就“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立志让祖国“富强、独立起来”，他把自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终于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北大走出的第一个村支书：吴奇修，1983年以娄底地区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经济系学习。进入北大后，他计划是读本、读硕、读博，然后去教学当教授。在大三时，他已经开始为考研做准备。但一次社会实践改变了一切。1986年暑假，他与班上几个同学在温州、广州以及家乡涟源的农村搞调研，三地贫富的极大反差震撼了他。县领导在与他们见面时谈道，人才不足是制约涟源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暑假结束后，县领导又到北京邀请就读北大、清华的家乡学子座谈，恳请大家毕业后能回家乡工作。他至今对那次座谈会记忆犹新，因为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他最终下定了回乡的决心。1987年7月，在当地人们的一片流言蜚语，是傻子、糊涂蛋的议论声中，他开始在涟源计委工作。1991年，他出任当地一个村的扶贫工作组组长，目睹了当地农民的极端贫困，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改变那里的贫穷。1995年，他主动要求到南部山区偏僻闭塞、贫穷落后的石门村担任支部书记，在家人“人家的官越做越大，你倒好，官越做越小”的抱怨声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最终使石门村从后进村变成了“全国文明村”。他本人则在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被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吴奇修，一个从穷困农村考入中国最高学府的农家孩子，北大的高材生，毕业时自愿选择到农村基层去工作，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轰动的新闻。然而，他毅然决然走这条路，并义无反顾地下到最基层，不仅仅在于他对家乡、对家乡人民的热爱，更因为他有报效祖国和服务人民的崇高理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感召下，校园里大家关心的是如何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怎样最大限度地为国家作贡献。吴奇修选择去农村，就是这种融个人理想于社会理想的时代强音的体现，他从社会发展角度确立个人前进方向，知道农村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把知识和青春献给农民”、“要把家乡改造得像广州、温州农村一样。”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指导下，他来到农村，来到基层，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走出了一条中西部落后山区脱贫致富的希望之路，走出了一条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独特的创业之路、成功之路。他的成功证明了人生理想的实现不在于个人选择的道路是从发达的城市开始还是在落后的农村。关键在于是否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用自己的热情与才智，脚踏实地地去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1999年，200多名没找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回到了涟源，吴奇修兴冲冲地租了一辆车，请了30多人到村里参观，并希望他们留下工作。但毕业生们转了一圈就走了，说是过几天答复但再也没有回音。这着实让他伤感了一阵子。而从1987年至今，北大毕业生走进农村最基层任职的还没有第二人。填补了北大村支书空白的他对此有点失望：“农村要发展，缺的是知识，少的是人才。农村需要先进的观念和有知识的人去引导、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北大的唯一，这不是一件好事。”立志做大事 做大事不是借大事扬名，而是需要大智慧、大度量、吃大苦。因此，做大事能磨练一个人的心智和情怀。年轻人做大事，有利于开阔眼界、磨练意志、增长智慧。 20世纪80年代初，有数千名内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