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欧7洲启蒙和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docVIP

题名: 儒学与欧洲启蒙和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 原文 文件 文件 儒学与欧洲启蒙和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前几年高喊“全方位移植西方文化”，“整体性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截然对立，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可是，科学始终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单靠激情与冲动，是无法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为了尊重科学与历史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通过中外的历史，来考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亚洲的日本等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一、儒学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 儒学是在中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形成的这个特定历史过程中，由孔子创立的。它由于能总结夏、商两代文化的得失，发扬西周初期“敬德保民”、“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以重视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合作、礼让为内容，主张仁政，反对暴政；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侵略；以“仁”与“礼”为其核心的一种教育、文化和学术思想派别。儒学经过先秦时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武帝时，遂处于“独尊”地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虽经佛学西来，道教崛起，仍无法动摇其地位，这种历史事实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汉代开始，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被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与政治，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从十五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国儒学中的程朱理学更成为朝鲜李朝、日本德川幕府和越南后黎朝等的正统指导思想，这是儒学在古代东方传播的简要情况。 儒学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到今天有些内容自然显得陈旧和落后，但是它是否就只是一种反映中国农业社会文明，而对近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世界文化无影响的“封闭体系”呢？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这种看法是应当否定的。我们知道，随着十五、十六世纪儒学在东方各国的大规模传播后，由于一批传教士作媒介，又将它带到了西方。 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住17年后返国时，便带了一批中国书籍，其中有不少儒家的著作。 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中国传教时，他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基督教义。公元1594年，他在北京出版了拉丁文的《四书》译本。其弟子金尼阁又于公元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这些思想曾在意大利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 1687年库普烈（Couplet）神父，便将朱熹主编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传入欧洲。1836——1837年布里奇曼又将朱熹的《小学》一书，译成英文传入欧洲。1849年布里奇曼又将《朱子全书》中有关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等章节译成英文传入英国。当朱熹的著作和儒家、道家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络绎不绝地传入欧洲后，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远东研究所的现任教授程艾蓝先生说： “中国思想和文化基本知识的传入，为17世纪和18世纪宣告启蒙和革命时代到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讨资料，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马列布朗塞（Malebranche），他在他1708年的文章《基督哲学和中国哲学关于上帝存在和性质的对话》中，提出了‘自然宗教’的概念，为莱布尼兹所接受。儒学对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自然要算沃尔特（Voltaire）对存在于当时中国制度中的‘开明统治’和‘自然法则’的解释了”。 不仅法国的学者认为：儒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欧洲“17世纪宣告启蒙和革命时代到来的思想的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讨资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且苏联的学者πc．佩列洛夫博士也认为： “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时，欧洲掀起了一个中国热。如果说欧洲贵族，表现出一种对中国物质文明的纯粹外部形态的高度注意（如仿制中国的建筑、园林艺术和灯笼等）的话，那末欧洲优秀的思想家们，则感兴趣于中国的精神生活。伏尔泰是从儒学中寻找论据来宣扬开明专制，批驳卢梭关于艺术和科学败坏风俗的观念的。……按照伏尔泰本人的说法，他的剧本《中国孤儿》就是‘五幕儒家道德剧’。在《风俗论》和《哲学词典》中，在《让纳涅斯笔记》，甚至在《流亡的耶稣教徒》中，伏尔泰都积极推崇中国的道德观。醉心于中国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只是伏尔泰，应当提及的还有法国重农学派奠基人魁奈，他由于自己的一篇《中国的君主专制主义》论文，而赢得‘法兰西孔子’的雅号”。 伏尔泰还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他从孔子的“仁者，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早期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一方面摒弃了儒学中过份强调上下尊卑、等级等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的要求，赞扬中国的“圣君”、“贤相”所推行的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民同乐”、“与民同好色”、“好货”等开明的“仁政”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