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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驯悍记》 　　摘 要：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连接历史与文本，运用颠覆与包容两大概念解读剧本。指出莎士比亚塑造的边缘角色大胆质疑和挑战男权意识形态，最终被主流意识所包容的历史范式。 　　关键词：《驯悍记》 颠覆 包容 　　一，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新兴的理论思潮，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读文本以及评价作品的新方法。长期以来形式主义忽略了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而新历史主义则恢复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文本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新历史主义关注的不是通史家描述的纵向发展的大历史，而是在大历史的一个切面上展示社会中习焉不察，见惯不惊的事物，进人社会边缘生活层面，倾听被忽视，被压抑的他者的声音。根据新历史主义者乔纳森?多利莫尔的观点，“历史和文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巩固、颠覆和包容”。[3]其中巩固指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普遍接受，并长存下去；颠覆指的是边缘文化或边缘意识对主流意识或文化的抵抗；包容指的是边缘意识最终被征服，并被迫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通过包容，最终达到巩固的目的。在文学领域，颠覆和包容这两大概念得到了重视。本文从这些理论出发对《驯悍记》进行解读。 　　二，边缘意识形态对主流文化的颠覆 　　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驯悍记》讲述了一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悍妇”-凯瑟琳娜最终被驯服的故事。凯瑟琳娜在青春期比较反叛，浮躁，而她的父亲却更疼爱乖巧的小女儿。不论求婚者是谁，宁可赔上丰厚的嫁妆也要把大女儿“嫁”出去，以免破坏小女儿的婚姻。这使凯瑟琳娜更加气恼，加重了她的“悍”劲。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妇女在婚姻市场是财产的载体或财产增殖的工具，借助她们完成男性之间的商品交换。在未出嫁前，女儿必须遵从父亲的命令。凯瑟琳娜在出嫁前就是父亲的私有财产。这样的社会地位，这样的生活处境让凯瑟琳娜的性格达到了反叛的极限。她痛恨男人 ，稍有触犯就横眉冷对 ，反唇相讥 ，男人们甚是反感，于是恶语相加 ，最终凯瑟琳娜恶名传遍千里。 　　人类学中有边缘化这样一个概念，人类学家特纳指出，边缘化人群既不属于此处也不属于彼处，他们总是介于法律，习俗，制度和礼仪所界定的位置之间。[1]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女性地位低下，女权的声音很难被听到。而主流意识形态则体现男性在社会，家庭中的权威。女性作为“他者”，无疑是边缘化的群体。 　　在凯瑟琳娜所生活的社会形态下，任何大胆，轻佻的行为都意味着对男权秩序和女德的挑战。只有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才有可能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可。典范女性的标准制定权掌控在男性手中，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和臣服。《驯悍记》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娜挑战传统观念所赋予的女性角色的特征与女性的地位，与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女性模范背道而驰，不符合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女性价值的评判。凯瑟琳娜的种种反叛行为使男人们给她戴上了“悍妇”的帽子。凯瑟琳娜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她是独立、勇敢而真实的个体。她的“悍”是对父权思想压迫的发泄。在边缘文化被主流意识形态压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凯瑟琳娜站在边缘的立场看待社会主流文化，并大胆提出质疑和挑战，以否定的态度颠覆当时男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主流文化对边缘话语的包容 　　包容与颠覆是一对相生相成的悖论关系，包容是对颠覆性力量的含纳。在《驯悍记》中，存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断斗争，一方面是以男权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处于低等地位的边缘意识形态，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地位明显不平衡。凯瑟琳娜虽然站在边缘立场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颠覆，但这种颠覆具有明显的包容性，最终还是被主流话语所包容。 　　彼得鲁乔在本剧中是男权的代表，是个有着强烈争夺欲望、占有欲望和统治欲望的人。他自始至终都奉行中世纪的传统观念，把妻子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彼特鲁乔说：“她是我的家私，我的财产；她是我的房屋，我的田地，我的谷仓，我的马，我的牛，我的驴子，我的一切”[2]260，他认为丈夫有权像处理自己的家私一样处理自己的妻子。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在伊丽莎白时期已是风靡一时，彼得鲁乔只重视凯瑟琳娜能有多少嫁妆，对于凯瑟琳娜本身并不在意。对于凯瑟琳娜完全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规范背道而驰这一事实，彼得鲁秋对付的也得心应手。“驯悍”过程其实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表现。彼特鲁乔在举行婚礼时装扮奇怪，故意姗姗来迟，彼特鲁乔在婚礼中故意出尽洋相，让凯瑟琳娜在众人面前难堪，以打击她的傲气，摧残她的尊严。新婚后，他以体贴为名惩治妻子，故意让她挨饿，不让她休息，不让她穿新衣回家。在彼得鲁乔的百般压制下，凯瑟丽娜最终屈服了，凯瑟丽娜收敛起她的锐气和傲气，归入到了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贤妻”行列之中。凯瑟丽娜被驯服以后，她还作了一番替男性辩解的言辞，充当了帮助男人驯化其他女性的工具，向其他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