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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政治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与区域合作的发展 　　近年来，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地区内的力量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伴随着地区内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地区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其安全形势与未来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焦点，区域合作也在地区政治安全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刚刚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不仅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指引，也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 　　一、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从时间特征上看，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正值发生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之时。在冷战结束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亚洲先后实现了东盟的扩大以及建立了10+1、10+3、10+6等多种合作机制，亚洲国家之间初步建立起了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如在地区政治方面，2005年开始成立并正式运转的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的夯实，而2008年《东盟宪章》的生效更是为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正式全面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美国提出了以“重返亚太”为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引发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从空间特征上看，对亚洲的控制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个日益整合的亚洲对美国而言不管将来是否排斥美国，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前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曾明确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是长期和一贯的，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明显一致，即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1]很显然，美国既想享受亚太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实惠，又无法接受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超越自己、挑战其世界霸权。而以《东盟宪章》的生效和“东亚峰会”机制的运行为标志，东亚地区主义的快速成长，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挑战，这是它决定推动亚洲秩序重构和转型的内在动力。因此，所谓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亚洲，其焦点也就在东亚。 　　二、冷战思维是导致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恶化的思想根源 　　美国是冷战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其冷战思维不仅延续了整个冷战时期，在冷战结束后的亚太地区仍一直延续着。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在冷战刚刚结束后发表了《美国在冷战后世界的作用》一文，认为“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2]可见，冷战思维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美国来说不仅仅是历史惯性思维的延续，而是出于战略上的现实需求。尤其是以推行“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名义来强化其在亚洲军事同盟的做法，不仅导致亚洲原有的地区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也深刻影响着亚洲的一体化进程;不仅使中俄等亚太地区深受冷战之苦的大国对美国的言行深感费解和疑惑，也导致亚洲国家之间相互对立，彼此失和。 　　三、缺乏互信是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内在因素 　　冷战后，亚洲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没有给亚洲国家带来应有的国际地位。从区域内部上看，亚洲国家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成为影响亚太内部安全和政治互信的内在因素。而从外部层面上看，在各国不断追求其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大国间的相互博弈以及大国对中小国家的肆意拉拢和挑唆，使得本身脆弱的亚洲各国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正常的互信关系。 　　应该承认，亚太地区几乎具备了所有导致国际关系趋于摩擦和对立的因素。这其中既有经济实力变更所带来的疑虑和恐惧，也有因文化与心理的差异而产生的错觉;既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不信任，也有因地理位置邻近产生的竞争关系以及由安全困境所激发的不确定感。因此，尽管亚太地区在政治安全方面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地区内国家之间在互信上的严重欠缺。 　　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要件 　　一、互信是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前提 　　应该看到，目前亚太地区无论是在各国的政界、军界还是学术界都存在“亚太安全存在诸多变数”的论断。显然，这种担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亚太地区缺少最起码的信任与理解。毋庸讳言，亚太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诉求和发展蓝图，但地区内如果连最起码的信任都做不到，那么区域合作就不可能稳定地向前发展。然而，增强地区内的互信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政府层面，也包括企业、民间层面。因此，在保持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层面的协商与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和强化企业与民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于增强国家间的互信至关重要。 　　二、互利是确保区域合作发展的关键 　　在国家战略的构成要素中，利益是第一要素，它决定国家的政策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