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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我们再详细谈谈五个经贸区。 1、江南经贸区。所谓江南，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在16至18世纪形成了三个农业区。一是以种植棉花为主或棉稻并重区，它包括松江、太仓大部和苏州常熟、昭文等县；二是以蚕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苏州的若干县；三是种稻区，它包括常州无锡、宜兴和松江的华亭、青浦。江南地区有太湖水系。太湖东靠运河，南接钱塘江，北跨长江，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这种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了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格局是：输出以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 江南是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特别是蚕丝生产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誉全国。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明万历时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利于罗、绮、绢、zhù＠①，而三吴为最。”这说明，至少是明万历以来，丝织业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业。江南丝织品销往外地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稍有差异。据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销往国内市场的丝织品，每年约相当于绸38万匹，值银38万两；至清乾嘉年间则为1000万匹绸，价值约1500万两银。 棉花的大量种植，也推动了江南棉纺织品的发展。明代江南棉布远销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明万历时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降至清代，由于华北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江南布在华北市场受到排挤，转而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方家估算数目不一。徐新吾估计为每年两千数百万匹。 两宋时期，江南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降至明清，由于大面积种棉植桑以及城镇人口的激增，江南成为缺粮区。苏州、南京、杭州以及那些主要从事丝、棉纺织的专业市镇，都需要输入粮食。清前期，向江南输粮的地区，主要是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广、安徽及江西。乾隆时，东北成为新的江南粮食供应地。据郭松义估计，清前期各地输入江南米粮每年约达3050-3350万石。 除粮食外，江南还需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多种原料，如蓝靛、木材、竹、纸、铁、煤、大豆、桐油等等。 苏州、南京、杭州是为16至18世纪江南经贸区的经贸中心。其中苏州还是全国的远距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这里，各地区商人云集，各商业会馆林立，商业贸易极为发达。 2、珠江三角洲经贸区。这里所谓珠江三角洲，是指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它包括西自西江边高要，北自北江边清远，东至东江边惠州的广袤约1100平方公里的区域。珠江三角洲水运便利。从广州沿西江至封州，入广西梧州，再往西可入云南；沿西江北上可过贺江、开江，抵湖南。经北江上流浈江，再越大庾岭商道，进江西赣江，抵鄱阳湖，与长江相会合，可通江南各地。东江溯流可抵惠州，北上经河源，达龙川县老隆埠，这里是进入闽西的咽喉之地。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大大加强。明代，这里渔果综合利用的“果基鱼塘”发展迅速。明末，“果基鱼塘”又向着经济效益更高的“桑基鱼塘”转变，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蚕桑业生产基地，此外，这里的甘蔗、茶、烟叶种植也较普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生产以佛山冶铁最著名，所谓“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莫良于佛山”。此外，广州、新会的造船业，石湾的陶瓷业，南海、东莞的棉纺织业，广州的丝织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顺德的缫丝业等都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