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润珠圆的书风2.docVIP

玉润珠圆的书风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书家主体的角度划分，中国书法可区分为文人书法、官僚书法、民间书法三种书法形态，张岳崧的书法，大致可以归入封建官僚书法行列。张岳崧在三十六岁那年探花及第，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在嘉庆朝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文颖馆纂修等职，嘉庆二十三年（1818）因编纂《明鉴》按语不合旨意被革职，三年后即道光元年起复原职，在道光朝继任武英殿纂修、教习庶吉士、四川乡试正考官、陕甘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江苏常镇海兵备道道员、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詹事、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北巡抚等职。张氏为官三十余载，半辈子在仕途上度过，在水利、文教、吏治等方面政绩突出，张氏著有《筠心堂文集》、《筠心堂外集》，还编纂了《琼州府志》，这些都是政务之余和卸官之后的作为，算不上是文人学者的专门之作，严格的说，张岳崧不是以文人而是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视野里。　　官僚书法发展到了清代，形成了更加显著的馆阁体书风。康乾两朝，皇帝分别喜欢董其昌、赵孟頫的书法，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朝廷上下，董、赵书风流行一时，以致影响科举“以书取士”的标准。董、赵书法以“二王”为圭臬，把技法丰富、颇有书卷气“二王”书法精致化、圆熟化，文人书法被改造成官僚书法，董、赵恐怕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了。董、赵书法到了清朝这帮官僚的手上，董书变得愈加枯瘦靡弱，赵书变得愈加肥腴媚俗，一千多年的帖学书法传统被渐渐的模式化、机械化，书法已经是一种毫无生机、意趣的手工操作了，已没有多少艺术成分可言。清朝的官员除了追逐董、赵外，由于科举取士制度的存在，学子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临习欧、虞、褚、颜、柳等书家的楷书范本，这种纯粹功利目的的书写行为，形成了所谓“字如排算”的书法“干禄体”。馆阁体和干禄体，构成官僚书法的基本形态。由于帖学的式微，清朝中叶也即康乾时期，碑学书法开始兴起。张岳崧生活在乾（23岁前）嘉（24—48岁）道（49岁后）时期，这时期书法的发展轨迹是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并列运行，帖学书法仍然很盛行，如书法中的显学，碑学书法已经由兴而盛，但仍主要处于。 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当中，书法与文化学术的关系最为紧密。作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的主要存在方式，学术研究是其理性思考经过耙疏条理后的逻辑表达；而书法艺术则是其人格理想经过艺术的转化和装饰后的自由展现。换句话说，学术所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的是非价值判断；而艺术所展现的是知识分子个人心中的审美目标。两者的实现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是创作的主体——文人士大夫阶层集体的道德修养价值观念的综合表露。无论是从个体来看，还是从整个文人士大夫群体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文化学术与书法艺术都呈现出相同的价值——审美取向。在中国书法史上，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与隶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兴盛与南朝简率书风的流行、晚明个性解放学说的泛滥与变革书风潮流的崛起，都是学风与书风价值取向想一致的典型现象。如果能够澄清理顺两者之间的联系，再结合具体例证加以阐释总结，则对于理解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探讨书法是如何从简单书写活动转化为士大夫阶层人格形象表现形式的，应当会更有说服力。 考察书法史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发展越趋成熟，时代越趋晚近，书风与学风之间的联系也就越清晰明确，尤其是到了清代，这种对应关系几乎可以说是贯穿于始终。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得益于文献史料与书法作品留存数量较多，相对容易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大概是由于传统文人阶层自身的成熟，对思想感情的各种表现手段的运用更加普遍和自由。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书风都与学风直接同步对应，也不是所有的书法家都同时又致力于学术研究。不过对于前者，我们可以通过对当时普遍士风的考察来间接推敲，因为一个时代的士风总是当时文人阶层集体价值观念的自然展现；而对于后者，可以从其本人的性格为人表现中窥见消息，相信一个人的性情修养大抵不会完全脱离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教育的熏陶。总之，只要能够把握住作者的思想意识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则对于书家、作品乃至书风大势的研究才会更加细致和丰富。 说到清代书法的发展，以往论书者大多以乾、嘉时期为界限将其划为帖学、碑学两段，谓乾、嘉以上是帖学一统，道、咸以下则碑学勃兴，而对期间的因果源流与来龙去脉则不甚了了。事实上，碑学是一个贯穿于整个清代始终的书法思潮，只不过经历了萌芽、积累、普及等不同的时期，其间有晦有显，时沉时浮，逐步发展蔓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