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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春：法律是刚性的 作者：刘涌　　新闻来源：方圆律政2006年6月号　　【字号：大 | 中 | 小】 　　张佳春，做了十几年律师，给多家跨国企业做过法律顾问，后来一下“升迁”为国企高管——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不只管法律，还管经营、投资。 　? 企业是多个层面的集合体。解决纠纷，看到的是问题中的企业；审查合同，看到的是经营中的企业；评估风险，看到的是决策中的企业。 　? 给企业做法律顾问，只懂法律还不行，还得了解企业；当然，站得越高，看得越远。 　? 能收集到的有关张佳春的资料不多，只有一些零星的比较久远的案件材料。因为进国企组织关系得重新安排，连律师证都得注销，所以，张佳春在国企“隐居”的那几年，有关他的信息“一片空白”。 ? “您有何指教？”第一次通电话，感觉他似乎认识我很久了。采访过程中，他时常冒出“哥们儿”、“兄弟”这样的字眼儿，而且每次的音调都不一样。 　? 张佳春很有激情，重回律师行业，是因为他享受这里高强度、高竞争的氛围。这从访谈中也能感受到：状态来了，椅子都不坐了。于是，有四十多分钟的对话，是站着完成的。 ? 方圆律政：在您看来，企业法律风险是怎样一个概念？ 张佳春：这个问题不能笼统的回答，应该分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分析。 一个是经营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面临的法律风险性质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风险是来自市场的，只要企业在市场中运营，就必然会碰到这些风险。 当然，不同行业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会有不同的特点，这得由企业所属的行业决定。比如钢铁企业和食品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肯定就不一样。 ? 方圆律政：所有企业在经营层面所面临的风险有一定的共性，对此，应建立怎样的防范机制？ 张佳春：对于经营层面的法律风险，比较明确。 首先，在制度上，企业要建立一个明确的法律风险防范机构，专门负责法律事务；其次，在程序上，企业要分事先、事中和事后不同阶段的把关。比如合同事先审查，如果法律部不签字，经营部门就不能签，财务部门就不会给钱；“事中”是指对整个过程进行跟踪；“事后”则是在出现问题或者纠纷的时候，及时解决。这样一套制度，国营、民营都应该建立。 民营企业要摆脱一种态度：钱是我们家的，我说了算。这不行。到了企业里，就得按照企业里的方式来经营。国企也是一样，不能总是依照行政思路来管理，应该按照企业的方式、行业的标准来管理。 ? 方圆律政：许多国企的法务人员都说，他们的意见并不太受重视，有点儿“人微言轻”。这样的话，即便有了法务部门，也免不了成为一块橡皮图章。 张佳春：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高管对法律的认识。 比如我们中国医药集团已经退休的董事长，她在任的时候就要求自己的秘书必须是法律专业毕业，而且得有律师资格证。因为她本人有着很强的法律观念，所以她会对法律意见非常尊重，也能听得进去。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高管都是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是觉得法律碍事。 我们实行市场化的时间还比较短，而国企的高管又大多来自政府部门，还没有形成按照市场模式办事的习惯。我们原来的董事长为什么重视法律，因为此前她曾在西安杨森做了十年董事长，她形成了这种尊重法律的意识。 ? 方圆律政：只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吗？ 张佳春：也没那么简单。管理者的自身膨胀也是一个原因。 如果企业高管想做成一件事儿，他希望法律顾问成为他决策的解释者，而不是法律风险的提示者。这种情况很常见。巴黎银行、三井集团、中信泰富，前一段时间都出现了重大的事故，说到底，他们出问题的原因都是管理层的膨胀。 其实，这不是把法律部当做一个橡皮图章，而是把法律看成是个橡皮图章，法律就是软的，不是一触就头破血流的东西。 ? 方圆律政：这两个因素显得主观性太强，有没有可能通过外部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近年来出现的总法律顾问或者首席公司律师，他们都是副总的级别吧。 张佳春：从这些年的趋势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问题，确实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他们也在努力进行完善。但有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不仅仅就是增设一个职位、增加一个人的问题。比如，为了解决企业的财务风险，我们在企业中设立了财务部、总会计师。如果他们能把住关，还会再需要法律顾问吗？ 再说级别问题。其实，企业里的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副总来负责，法务部门也一样。由一个副总来管法律顾问，和他自己就是法律顾问，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其实职位只是一个象征；真正的问题，是“一把手”能不能认识到法律是刚性的。 ? 方圆律政：经营层面的法律风险，不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法律风险吗？ 张佳春：对，经营层面的法律风险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微观层面上的概念，但并不是法律风险的全部。 企业法律风险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实际上这个层面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