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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韬为例浅探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性
摘 要:作为承前启后的早期维新派,他们为了救国、富国,努力的探索着、实践着,既为当代留下了璀璨的硕果,也为后代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王韬为例,仅从君民共主、军事、教育等方面对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性进行浅探。
关键词:早期维新派;王韬;重要性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起的贡献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承百日维新之前启洋务运动之后的早期维新派的重视程度是轻于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早期维新派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我们以后的路到底该怎样走?一些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思索着,希望能踩出原本不存在的那条光明之路。这条光明之路、改革之路是人们为了求生、救国而不断地探索生存的道路。令人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不断地努力探索,终于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拥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早期维新派,作为先知先觉者,他们扛起了这面大旗带我们走上了那条我们探索已久的救国的光明之路。他们率先地认识到致使国家富强的深层原因―制度的变革、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早期维新派便成为左右中国发展方向的举足轻重的力量。本文将以王韬为例对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性进行简单的探析。
一、王韬思想形成的背景
作为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胡礼垣、陈炽、何启等之一的王韬(1828―1897年),是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报人、改良派。道光二十六年以县考第一成为秀才,但是第二年到金陵参加乡试不第而灰心得绝意仕途。可能正是因为他在仕途的失意才导致了他以后的伟举,才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由于他的父亲病故,家还有妻儿,作为一家的顶梁柱,王韬必须出外谋生计。在1849年,他得到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聘请,担任其助手,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长达十三年。毕竟,他从小是熟读四书五经的,经学思想也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虽然开始是有一些抵触的,但是在上海墨海书店的经历使他初步的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接触,这就为他以后的西学思想埋下了萌芽。1862年,在回苏州老家探亲期间,以黄畹为化名上书太平军为其献策,希望转交李秀成,但其并没有采纳。后来清军攻破李秀成,这封信落入清军之手,以“通贼罪”通缉王韬,于是他在英国领事馆人员的护送下逃亡香港。这时的香港已经在英国的统治下将近二十余年,西学风气很盛行,西化程度也很高,王韬受邀翻译了多种西方书籍,自然他就更多的接触西学,其中当然包括西方的政治理念。这使他初步亲身体验到了所谓的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使他直观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的不同,以便使他的封建旧观念有所消减。
1867年,理雅各邀请王韬前往游历欧洲并且来苏格兰帮助翻译中国经典,这次的经历使他眼界顿开。[1]这次的经历是王韬一生之中重要的转折点,真正的切身体会到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是国家强盛的基本,尤其是他听了英国议院的国会后感慨道:“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实重地也。”[2]这种议员们可以在议院上谈论国家之事,随意表达各自见解的现象,使受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王韬的内心得到了强大的震撼,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朝堂上是无法想象的。这就为以后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埋下了伏笔。等到1970年他再次回到香港的时候,已经是此一时彼一时了,他的资产阶级变革思想已经初步成形了,他提倡要效仿西法,修改制度,提高行政效率,[3]和王韬一起的早期维新派者开启了中国改革思想的新一页。
二、早期维新派重要性的体现
1.君民共主的变革思想
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他们意识到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是这是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下,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俗话说的,“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中法战争后,洋务派开始显出了弊端,这时,代表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维新派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光,带领着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时他们的认识已达到了要求君民共主,使国家富强。[4]王韬认为在中国面临着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个难逢的变革机会。他提倡我国要敢于正视自己的落后、敢于接纳新事物、敢于变。王韬是中国最早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建立君民共主思想的。他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即“君主治、民主治和君民共主治”。而他最赞同君民共主治,他认为国弱的原因之一是君主专制制度,君民上下互相沟通,才是理想的政治,政治制度就像人的血脉一样,若血脉不通,人就会面临死亡,同样一个具有落后政治制度的国家也将面临着瓦解。[5]当然君民共主的思想不仅只有王韬提出,还有冯桂芬、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也提出了。这在当时是伟大的进步,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派的君民共主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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