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史”的缠绵——试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docVIP

“诗”与“史”的缠绵——试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闻一多 诗人文学史家 诗史 未完成性 论文摘要：闻一多兼具诗人和学者的双重人格，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同时也蕴涵着主观性和随意性。并最终导致了闻一多学术的未完成性。 正如他的朋友们所说，闻一多“是善变的，变的快，也变的猛”①。从早年放弃美术从事诗歌，到中年放下诗笔沉入古籍，再到晚年步出书斋走向广场，闻一多一生凡三变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闻一多始终葆有一颗诗性的灵魂。与闻一多相交多年的朱自清敏锐地指出了闻一多多重人格中的诗人底色，闻一多逝世后，朱自清以“斗士”、“诗人”、“学者”这三重人格的集合来概括闻一多。他写道：“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的确，闻一多首先是个诗人。从1920年走上诗坛到1929年辞去《新月杂志》编辑，他一直是引领中国新诗潮流的诗人之一。在新诗创作方面，《红烛》和《死水》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在新诗理论建设方面，他提倡“新格律诗”。主张诗的“三美”，是现代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然而。闻一多又是个学者，是个文学史家。闻一多晚年，在致臧克家的信里剖白心迹说：“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就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言。闻一多的这番自白是恰如其分的：从研究唐诗开始，他追根溯源，上溯至《诗经》、《楚辞》、《周易》、《庄子》甚至上古神话的研究，在他所涉足的几乎每一个学术领域，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闻一多来说，“诗人”和“学者”这两重人格是水乳交融的，它们最终和谐地统一于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身上。正是“诗人”和“学者”之间的身份游离所造成的复杂张力，以及“诗人气质”对于“学者风度”的浸染，造成闻一多文学史研究色彩斑斓的独特风貌，对此闻一多有着充分的自觉。他选择唐诗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起点，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他那里，“诗”与“史”原本就是契合无间的。他曾经这样谈及自己十余年“钻故纸堆”的学者生涯：“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或一首诗”，在闻一多看来，“诗人”和“文学史家”本是殊途同归，他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也往往自由地游走于“史”与“诗”之间，因此笔者把他归类为“诗人文学史家”。 作为“诗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在他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15年里，为现代中国学术开拓了一片瑰丽奇伟的诗性空间。由于其独特的诗人气质，闻一多勇闯学术新区。往往独辟蹊径，常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甚至时有惊世骇俗的精彩论断，一新学界耳目；也因为其独具的诗人本色，他的学术表达常常富于文学的色彩和大胆奇幻的想象力，他以天马行空的潇洒风姿，弓l领着读者“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驰骋在绚烂缤纷的想象王国里。然而毋庸讳言，同样也是由于其浓郁的诗人气质，一旦他不能将学者的冷静和诗人的激情合理调配，闻一多的学术论断就显得情绪化，品诗论人也易于随着情绪的跌宕起伏而变化多端，时常流露出随意性，导致他的许多论断在今天看来，难免失之偏颇。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其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其间的利弊得失，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诗人说“诗”：“诗史”的发现 诗人论诗，从“诗本位”出发观照诗歌是顺理成章的。闻一多文学史研究中的“诗本位”首先体现在他致力于用“诗”的眼光读诗，重新发现“诗之为诗”的独特美质。闻一多开始研究《诗经》时，对于历代研究者在《诗经》上负载过多政治的、道德的教化功能是不满的，他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接着他提出自己研究《诗经》的方法：“如果与那求善的古人相对照，你便说我这希求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其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是求真求美，亦无不可。”[1][2][3][4][5]下一页 在闻一多的研究中，由于坚持了以“诗”的眼光读诗，收稿日期：XX．11．09《诗经》中诸多优美的篇章在他笔下得到了通透的解说。在《匡斋尺牍》中，当他讲到《诗经》中的《狼跋》篇时，闻一多反对采用“深文周纳”的手法将之说成是一首颂扬周公的诗，他“就诗论诗”，将《狼跋》篇与《终南》篇相对照，认为《狼跋》与《终南》同是就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