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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分析 　　【摘 要】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和省际差异。本文借鉴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使用农村FIR作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利用大量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差异状况。最后，提出统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字】农村金融；省际差异；农村FIR 　　一、引言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能够融通农村经济不同部门的资金余缺，使资金由盈余部门向赤字部门转移，把资金配置到最有效益的部门去，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使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农村生活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类似，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和省际差异。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宏观的总量和国家层面，着眼于整体的我国农村，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尤其是省际差异的研究亟需加强。研究和认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各地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实施，乃至对于“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1969年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存量指标和流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national Ratio―FIR）。在戈德史密斯看来，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动反映的是金融上层结构和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可以被视为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本文使用农村FIR作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项目等，而我国农村居民持有股票、债券、基金等有价证券的数量很少，故可暂且忽略。本文采用各地区农村存款与农村贷款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的衡量指标，用各地区农村GDP作为经济指标，两者之比用以反映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农村FIR）。其中农村存款为金融机构农业存款与农户储蓄存款之和，农村贷款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由于没有农村GDP的统计数据，本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表示农村GDP。 　　本文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分析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仅针对我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区。各地农户储蓄存款数据和农村信用社贷款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金融年鉴》。各地农业存款数据和农业贷款数据来源于各地相关年份统计年鉴。各地第一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各地乡镇企业贷款数据和乡镇企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07年以前称为《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由于近年来“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统计指标与之前相比全面调整，各地区农业贷款数据不再统计，调整前后数据不可比，基于数据的一致性和时间跨度的考虑，本文分析的时间段为1999-2008年。对于某些省份、年份仍然缺失的部分数据，作者借鉴有关学者的做法，采用线性插值法和线性外推法做了补充。 　　三、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不仅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很大，而且同一区域内部不同省份发展差异也很大，概括言之，就是说我国的区域发展具有典型的“双二元性”。为了真实揭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状况，本文的分析将涵盖全国省际比较、全国区际比较和区内省际比较三个维度。 　　（一）省际层面的比较 　　戈德史密斯（1969）曾以金融相关比率（FIR）为标准将金融发展水平分为三个阶段，其中FIR在0.2到0.5之间为金融发展水平的初级阶段，FIR在0.5到1之间为金融发展水平的中级阶段，FIR达到1以上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级阶段。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本文分析的1999-2008十年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农村金融规模都位居全国前列。自1999年以来，北京历年的农村FIR均高于1，2008年更是超过了2，达到了2.15的水平。上海的农村FIR在2000-2002三年中低于1，其余7年也均在1之上。天津的农村FIR自2003年以后一直高于1。广东省的农村FIR十年中均高于1。浙江省的农村FIR在2003-2008年间均高于1。按照戈德史密斯的标准，我国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以及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近年来的农村金融均已进入金融发展水平的高级阶段。这五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都位居全国前列，拥有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并不在人们的预料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2008十年中，山西省的农村FIR有9年时间均高于1，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