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安全战略取向与中国西部安全环境.docVIP

中亚国家安全战略取向与中国西部安全环境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给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带来的直接重大变化是：原中苏对抗时形成的强大军事存在被大大削弱，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消失；同时，由于中亚 [1]各国自身地区性战略力量尚未形成足够的替代能力，该区出现了一个相对低压的地缘政治空间。原有的强大军事集团所具有的威慑和屏障作用的丧失，使得多种大国力量相继进入，构成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因素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 　　为了保障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中亚各国在经历了独立建国的初创时期后，不断完善着各自的国家安全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对外安全战略。近年随着世界和地区内形势的若干重大变化和多种社会因素的此消彼长，中亚各国对既定的总体方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由此带来的对外安全战略的变化，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中国的西部安全形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 　　 　　在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向来是东西方文化和各大国政治势力影响的交汇处。古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在这里汇集，匈奴、蒙古铁骑的征服，汉唐军府的屯驻，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突厥人传播的突厥语文化，都使这块亚洲的腹地蒙上了富于变化的色彩。每当一种强势文化进入这一地区时，随着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后盾的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其势力范围也随时发生着波动。 　　从公元 18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堡垒线向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推进。到公元 19世纪中期，已经南进中亚腹地的沙俄扩张势头在东面遇到了中国清朝政府的抵制，南面又与来自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相冲突。最后，借腐败的清朝政府内外交困无暇西顾之际，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西部边界大大压缩，夺取了斋桑湖、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以东的广大战略纵深；又通过两次阿富汗斯坦战争，迫使在亚洲已是强弩之末的英国殖民者做出妥协， 1893年双方划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阿富汗边界，以作为两大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在亚洲腹地的终极分水岭 [2]。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整个中亚地区被俄罗斯东正教强势文化圈所笼罩。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在原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下带着几分无奈和先天不足获得了独立。当初获主权的自豪感冷却之后，中亚各国开始意识到独立建国道路的艰难。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体，怎样弥合原有经济体系破裂带来的深刻冲击，如何调整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而最紧迫、最重要的是在旧有的国家系统基本失去效力的情况下，以什么替代方式维护各国的社会稳定、抵御外部势力的渗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国家威望，上述一系列重大而严峻的课题摆在各国领导集团面前。由于冷战的结束是在原有美—西方与苏—东方之间对抗发生不对等解除的基础上产生的，庞大的苏东军事政治集团在不长的时间内土崩瓦解，而美国及北约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在地缘形势上获得了更大的战略优势。由此引起的全球性战略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在中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附属于原苏东集团的军事战略集团瞬时消失，而本身的地区性力量尚来不及强大到足以填补这一空缺的程度。于是，在中亚地区与周边环境之间相对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势力的“水位差”。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 ，吸引着来自外部的各大国势力纷纷涌入寻找自己的位置。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冷战后在中亚出现的大国角逐情景，是继上个世纪英俄在中亚挤占势力范围以来的第二次外部利益大分割。虽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中亚形势远不可以与当年同日而语，中亚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也使这场争夺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就渗入因素的力度及其多元性和复杂性而言，却大大超过了 19世纪中后期。对此，中亚各国领导人均持较清醒的认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强大的外部力量不可避免地对决定我们的未来起着重大的作用。” [3]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中亚各国领导人推出了以多边平衡务实外交为基础的对外安全战略。这一战略在保障各国主权独立的前提下，以退为进，借助于诸种国际势力急于在中亚确立和发展各自利益存在的需要，有意识地吸引各国以及大国集团的势力进入，并利用他们谁都不愿看到任何一方独霸中亚地区的心态，在这个地区构成多重的安全保护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使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主体得以在各大势力进入后形成对峙和制衡的缝隙中间赢得巩固、发展和成熟的时间，并借助于大国的实力捕捉住独立后的最佳发展机会。从理论上讲，实施这种务实的安全战略的确有望在目前的困境中给中亚国家带来多方面的现实利益，然而与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并存的是操作上的敏感性和由此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