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主义的制度支撑.docVIP

中国和平主义的制度支撑 近些年来美日等国中国威胁论兴起，大有中国崛起必引起世界灾难的惊恐，这股思潮至今未见其衰，乃至一些国家如印度为扩张自身军备水平，也打起中国威胁论的噱头，1998年，印度在试爆核武的时候，国防部长费尔南得斯就曾说中国正在威胁印度的安全。其实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镜子战略家们的一种自我心理投射，如果联系中国传统的文官对武官的细密控制，所谓中国崛起将威胁世界安全便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出论者的居心值得置疑。 　　中国是一个深受和平主义浸染的国度，这一点对于中国以外的人来说，恐怕很难理喻。这几年面对来势汹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乃对世界各地的专家学人，纷纷从中国的传统典籍中，证明了中国历代圣贤以及百姓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热爱。不过仅仅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还是难以令人信服，任何事物只有深入到制度层面，才能说明事物存在的稳固性。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恰恰正是存在着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官对武官的控制制度，这一套制度使得中国不得不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 　　有兴趣的读者如果翻一翻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或者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便能够一窥中国古代文官对武官的制度化控制端倪。这两本书都向人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宋明清的漫长历史年代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都是士农工商的多元构成而士即文官系统是是国家的统治阶层，经过科举考虑而进入庙堂的举人进士们熟读诗书习惯于坐而论道，尚武纵力对他们往往就成了一种下三滥。国学大师钱穆总结说：......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文职官僚们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近千年来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也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历来是文官，就如现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 　　说明中国古代文官对武官控制之厉害的具体事例，可见之于明代戚继光、袁崇焕等苦心经营中国武力时的艰苦，前如戚继光如无文官阶层的最高权威张居正的死力扶持，就断不会有戚氏抗倭保国的武功；后如袁崇焕虽身为文官阶层，但创造中国武力时在文官阶层中所经受的磨难，亦非现在我们所能体悟，及至最后终抵不过文官阶层的集体性损毁而被崇祯皇帝所杀，它的直接后果是明朝再也无法抵御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崇祯皇帝做了亡国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时到今天文官对武官的控制制度仍基本未变。现今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不见国防部长、也不见任何军方人士、乃至没有专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都是明显可见的证据。而在军队内部一支庞大的政工干部系统的存在，正起着传统文职官僚对军人的制约作用，不同的是在古代社会文官对武官的控制更多局限在宏观，而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则将这种制度深入到了微观，不仅在高层有对高级将领的控制，在低层也有对普遍官兵的控制。　　 　　美国前总统肯迪的弟弟--古巴导弹危机时任美国政府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古巴危机后曾经写作回忆录《十三天》，说在当时美军高级将领蠢蠢欲动要对苏联和古巴动武时，多亏了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都是文职人员，是他们控制了武人的战争冲动，才幸免了一场浩劫的发生，肯尼迪说这是美国文官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实际上现今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官僚制度和文官政府，据考证说正得自中国古代政制对西人的启发，几百年前中国方在强盛之时欧洲法德等国羡中国之管理有效，从中悟出文官政府的伟大意义并进而仿效之，后来这一制度又飘洋过海移植于了美利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个伟大贡献。--言归正传，中国威胁论的胡猜乱测之所以说是无端，且不说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还相当薄弱，单谈中国的文官对武官的控制，也远比美国来得彻底和有效得多。因此世人大可相信中国和平主义的存在，未来中国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在随革命起家的老一辈退出政治舞台、新兴的文职技术官僚走强的同时，已越来越小。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比较淡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受世俗文化影响更深的情况下尤是如此，除非关键性的国家利益受到侵犯，否则中国都将遵从商业时代的游戏规则不会轻启战端。相比之下宗教情感浓厚的国家如美国则可能并非如此，偏执于一神的信仰会使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其容让之心因此较为短缺。也鉴于此中国威胁论并不值得一提，它只是美国式政治思维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个类比表达，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国现实。 　　军事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