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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三) 三、从“中国问题”出发建构民族的叙事伦理 汪政：所以，有必要重新估价民族化、大众化文学论争的价值与遗产，有必要重新认识寻根文学的意义。我们当然应该认识到那些讨论中政治的过度介入，急切的功利主义，彼时的时代背景所导致的狭隘的民族情绪，以及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色彩。但是他们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梳理以及在创作上的探索与实践都还是有益的。 傅元峰：汪政提出的种种重估中，民族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事实也提醒我们，在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先行者们在破坏的同时所进行的建设行为，恰恰就是从这个方面着手的。北大民俗学派的创始人中，有很多人同时参与了文学革命。周作人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地域特色的推重，对儿童文学和文化的倡导，都显示出他的文学建设热情。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很少有人能够重视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能够进行非常扎实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倡导和研究，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现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文学状貌。在一九五○年代上演的儿童歌舞剧《马兰花》，以及当时排演的很多儿童戏剧，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存留有很多的文学本质。为什么像李扬这样的人能够孜孜不倦地从《红岩》当中发掘本不存在的现代叙事伦理，而忽略这些在天然文学庇护下的虚弱的诗性生长？这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