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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尊严的界限 　　摘 要：人人应当享有尊严，这一观念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精神基础。人的尊严不仅是对公权力逐步限制和国家保障逐步增强的成果，也是公民个人之间进行博弈的产物。本文认为，国家在应对私主体之间尊严博弈的活动时，需要明确尊严的性质后，正确地为私主体的尊严博弈划定界限。 　　关键词：尊严；私主体；博弈；界限 　　李累教授在《宪法上人的尊严》一书中，主要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角度，讨论了尊严的宪法保护问题。如果说以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为视角是宏观的视角的话，本文则试图从微观上，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来讨论尊严问题。私主体之间的关系，本属于私法讨论的范畴，但是如要涉及尊严保护问题的话，就不应仅仅是个私法问题了，而应提升到宪法层面来讨论，成为一个宪法问题。在《宪法上人的尊严》一书中，讨论的德国的“靡菲斯托案”、“第一堕胎案”、“第二堕胎案”，美国“罗伊堕胎案”，匈牙利57/1991案，本质上都在解决私人利益和个人尊严中的冲突（死者尊严与艺术自由，胚胎生命权和孕妇自我决定权，亲权确认）。由此可见，宪法上的尊严问题不仅存在于国家同公民之间，也存在于个人和个人之间。如果说尊严问题在国家与个人的层面核心在于“限制”，那么在私主体之间，则在于“衡平”。具体来说，就是要承认私主体尊严的冲突，在认清尊严本质的基础上，划分尊严的界限。 　　一、尊严的冲突 　　李累教授认为，“人的尊严”以平等和自由两项价值为基本的支撑点。[1]64而私主体间的尊严之所以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也在于这两项价值。 　　1、平等导致的尊严冲突 　　人的尊严的度量，不仅在于“有尊严”或“无尊严”的质的判断，更在于尊严获得和保障程度的多少。人类在从原始蛮荒到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随着平等的逐步实现，尊严的获得和保障也更加充实。但不能说，不平等的时代人就没有尊严，相反，在不平等的时代，基于自然条件、社会生产力水平、传统、文化等客观或主观的因素的限制，致使人们只能在不平等的状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尊严及保障。 　　比如在近代的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和对外侵略扩张带来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但是日本本土自然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繁，长期的内战仍然给人带来生活的困窘并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这种自古流传下来的极端不安全感，造成日本人有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建立可依赖的制度的需要。因此，日本人构筑其世界秩序时最根本的关系还是要依照等级制来进行。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级决定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和工业中，各领域被周密地分成等级，无论是顶层还是底层，凡逾越其阶层都将受罚。只要“各守本分”便得以维持现实秩序，日本人就安分守己地生活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感到安全。当然，他们的最大幸福是否受到了保护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经常并不“安全”，但是，因为他们将等级制度作为合法的东西加以接受，所以他们又是“安全”的。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点，就像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一样。也是日本人在等级制中获得尊严的根源所在。但是日本试图向外输出它的“安全”模式时，对他的惩罚就出现了……他们没有意识到，使他们“各安其位”的日本道德体系在其他国家是不被接受的。其他国家没有种植这种道德的土壤。这是真正的日本产物。[2]60二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宪法改造，灌输美式的宪法及其理念，大力进行舆论宣传和再教育。但日本宪政现代化，本质还是取决于盟国与日本国的利益关系调整，以及盟国对日本的经济改革、援助和20世纪中后期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得日本国民的等级制精神依赖的基础逐步动摇。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传统文化的惯性，现在的日本社会中仍然处处存在等级制的影子。 　　平等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主观文化基础之上。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平等作为尊严支柱的理论，个体对平等的需求产生需要在生理、安全和感情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当前还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存在战争和贫困，生理、安全等最基本的需求尚难以得到满足，要求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向发达国家一样的平等显然是脱离现实的，也不能为当地人民带来实际的尊严及保障。平等，本身也是一种等级制度，他的制度设计，不应当是公权力者对公民的施舍，而应当是公民在不需要匍匐于其他任何人之下便具备独立的生存、发展能力，自觉争取或公权力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革的产物。平等的程度，也与个体独立生存、发展能力的大小密切相关。 　　从人在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到国家干预和帮助下实现的平等，是在不断地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平等，本身也是一种等级制度，而且是等级制度的一个极端，既没有绝对实现，也无法绝对实现。因此，不平等始终存在，在各种类型的不平等下，个人的尊严获取和保障必定不是相同的，是客观冲突的。但同时，冲突也正是推进平等和人的尊严发展的动